《随想录》——寻找、恢复自我形象的过程

(韩)李喜卿

(作者简介)李喜卿，女，1973年生，韩国籍，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论文有《(憩园)：理想和怀念的相逢》(《巴金研究》总32期)、《站在一个辩护者立场上进行忏悔》(《巴金研究》总33期)、《关于巴金(随想录)的出发点和其构造的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第15号，韩国汉城)。

犹豫和摸索：《随想录》第一集

1978年底，巴金抱着很不寻常的心情开始写《随想录》，可是这部作品诞生时，他表面上相当冷静，令人难以捉摸内心意图。从新作品的名称和写作方式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巴金刚开始写《随想录》的时候，还没设定详细的计划，关于名称以及写作方式，作家在《随想录总序》里如此说：“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些文字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经历过长期被夺取创作自由权利的巴金的内心肯定充满“愿意一点一滴之做点实在事情，留点痕迹”的渴望(1)。因此，虽然没有具体的设想他就下了“先从容易办到的做起”的决心(2)。整个《随想录》的具体的计划在《随想录第一集后记》和《“豪言壮语”》里面才出现(3)。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巴金是在《随想录》第一集的写作过程中决定了具体的写作计划。
《随想录》第一集表现出整个《随想录》主要思想萌芽的状态：如，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忏悔意识、怀念亲友、对文学的看法等等。因为巴金从这儿开始渐渐地整理过去的人生历程，重新表示对个人、文学、社会、历史的看法，所以表达出的思想还不够深刻，思路也还不够准确，所有的思想给读者一种参差错落的印象。比如，巴金记录在1979年春访问法国这件事的时候，他宁愿回顾卢梭给年轻时代的自己留下的影响，也不谈在沙多—吉里与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凡宰特书信来往过的事实；虽然在《总序》里表明过“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而仍然使用表态性的语言；在《随想录》第一集里面有怀念“右派分子”的文章，可没有关于“胡风分子”或者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此时的巴金对有些敏感的问题还是犹豫不决。尽管如此《随想录》的基本思想已经开始萌生了，渐渐地进入了该进入的轨道。
在《随想录》第一集中巴金谈过好几个热门话题和社会现象。其中，最令人注目的，而且到《无题集》为止连续发展起来的思想是以下三个：第一，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第二，对文学的看法；第三，对过去被否定的事件或者人物的再评价。在这三个方面，巴金慢慢地走忏悔之路，同时渐渐地恢复自我形象。
可以说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和“忏悔意识”融合在一起成为整个《随想录》的基本思想。在《随想录》第一集里，巴金对“文化大革命”的最早的反省是从批判“四人帮”开始的。与别人一样，他认为十年浩劫的责任该归于林彪、“四人帮”等人。可是在1979年2月12日写的《一颗桃核的喜剧》里，他就提出独特的意见。“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这想法与当时思想界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有关。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声音是“‘文化大革命’搞的是封建主义”。他们认为尽管封建制度随着辛亥革命被推翻了，但现在的思想还留着封建的余毒，这余毒在社会制度、文化上还保留着很大的影响，所以“文化大革命”是封建主义的大复辟(4)。这些理论非常圆满地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和共产党的联系问题；既不损害共产党的名誉，又同时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这新的理论给巴金带来的影响是另外一种：就是它使巴金想起从小以来在脑子里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我六七岁的时候我父亲在四川广元县当县官……被告不肯讲就挨打。……打完了，还要把挨打的人拖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说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一颗桃核的喜剧》)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场面。后来巴金在《真话集》里把这样的精神状况称为“奴在心者”。他认为就是这种在心理上留下的封建时代的落后、卑鄙的奴隶根性为十年浩劫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巴金本人是从小一直看到这奇怪的奴隶根性的，而且随着思想的发展，非常尖锐地批判过它，通过自己的每部小说来暴露其危害性。可是自己面对现代专制权力的时候，却跪在它的面前否定自己，失去自我意识。这觉醒给老作家的心理带来巨大的痛苦，使他渐渐地深化了忏悔意识。巴金通过“忏悔意识”、“自己解剖”的万法来在自己内部寻找“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真正的原因。
他在《毒草病》、《遵命文学》、《长官意志》、《文学的作用》、《要不要制订“文艺法”》等谈作家创作自由问题的文章里表现出有浓厚独特性的忏悔思想。在这些文章中，巴金不断地强调作品的内容和创作方法该由作家本人来决定，对作品的评价该归于读者。他根据这平凡的真理来拒绝附和权利意识的创作道路。其实，这些并不是巴金第一次提倡作家的创作自由的文章。1962年，他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发言说过类似的内容：“‘双百’方针已经发表好几年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怎么还有那许多框框?……无论如何，我们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做一个作家必须有充分的勇气和责任心。”(5)解放以前，巴金一直坚持了自己较独特的创作态度和生活方式。如，大部分作品都表现出安那其思想；并且长期坚持自己的思想和按照理想的方式来实践信仰，这些事实说明巴金是位依靠个人的思想来选择道路，是一直拥有着“自由”的作家。但是到五十年代以后，巴金无法坚持原来的创作方式了。这真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从五十年代起，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一再面对这样的选择：要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真正反映出人民的疾苦与心声，要么为个人的利益，屈从于违反人民利益的错误路线。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总是把选择前一条道路的知识分子打入地狱，同时也使选择后一条道路的知识分子日渐陷入精神危机。圣徒的受难总是对犹大最严厉的惩罚，以至在一场天怒人怨的大灾难中；整个民族都为这样的罪孽付出了难忘的代价。”(6)巴金就属于“选择后一条道路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发动政治运动的时候，他每次可以“过关”，幸免于难；但，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终于被“打入地狱”，过着背诵但丁的《神曲》的日子。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巴金的忏悔意识真正针对着的对象是自己，他的忏悔就是对五十年代以来的“这样一种错误选择的忏悔”(7)。所以，可以认为他的忏悔是恢复独立思考精神和本来面目的一个方式。但在《随想录》第一集里还没有出现深刻的“自我解剖”、“自我忏悔”，他的批判矛头只是指向在整个社会里已普遍化的“造成文革的封建主义”。虽然，巴金提到过自身内部的封建残骸，但还说不清楚那些封建残骸到底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随想录》第一集就是作家恢复本来面目过程的准备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