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美丽人生》看小说《兄弟》（1）

陈婧祾

【作者简介】陈婧祾，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欧洲电影喜剧大师贝尼尼自编自导自演的《美丽人生》，是上世纪末轰动一时又备受争议的意大利电影，《兄弟》是当代中国作家余华二○○五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意大利和中国，电影和小说，天然地保持着彼此的距离；但是，用喜剧的手法来处理悲剧主题的惊人相似，使这两个原本不属于同一领域的作品可以被并列地摆在一起，作为一种跨学科和跨语言的比较研究材料。电影《美丽人生》可以看作两个场面的拼接，前半部分叙述一对地位悬殊的青年男女基多（Guido）和朵拉（Dora）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过程，这是典型的贝尼尼式的故事，但是，这个电影真正的喜剧意义不在这里，而在故事的后半部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集中营的故事。在幸福的顶点，基多因为犹太血缘与五岁的儿子基奥苏（Giosue）一起被抓进集中营。他为了保护年幼孩子的心灵不被过分阴暗的生活所扭曲，不惜编了一个大谎言欺骗儿子说，他们到集中营里是为了做一个精心安排的游戏，一个有关躲藏和威吓的游戏，只要坚持到最后就能得到大奖。奖品是一辆真的坦克——这无疑是最后胜利和被拯救的象征。基多在集中营经历非人折磨，却处处表达出对妻儿的爱意，最后为保护家人而受难死去。但是他的儿子真的迎来了“坦克”——盟军解放了集中营。以这样的构思来理解余华的《兄弟》，主人公宋凡平的经历，恰似贝尼尼扮演的基多的中国版：在中国的宋凡平遭遇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族浩劫，他为保护儿子的心灵不受伤害，不得不把屠夫的残忍化为滑稽的玩笑，最终在受尽羞辱拷打以后，为了去上海接妻子回家而被活活打死在街头。小说的结构，也是一半的恋爱喜剧，加上一半的灾难遭遇，其间界线是一家人幸福的高潮。如此相似的故事结构，如此相似的喜剧色彩，实在使得余华和他的《兄弟》处在一个很不利的境地中。
有关世界性因素的讨论，首先就将比较研究的对象从影响与被影响关系的模式里悬置起来。因为在文学间的影响研究领域，最有发言权的作者往往只有供认的自由，没有否认的权利——当然，供认的结果，常常也就是因为原创性的消失而使作品价值顿失；要证明余华没有受到《美丽人生》的影响，以它的原创性为其正名，若非有一“绝对公正”的旁观者如记帝王实录一样，记录余华从《美丽人生》公映后的一举一动，几乎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倒不如就在承认它们相似的前提下，把“影响”悬置起来，而看一看《兄弟》和余华在面对灾难题材时所做出的贡献。这包括《兄弟》和《美丽人生》在相似的艺术结构下各自具有的价值所在。换而言之，这种意义不在证明或者推翻《兄弟》对《美丽人生》在内容上的可比性，而在于对于灾难的态度和反应上，两部作品处在各自的语境中所展现的某种结构性的相似，比如喜剧与悲剧的交融与冲撞，由此显现着一种互为相通的世界性因素，可以被理解为东西方文化心理的一种普遍现象。
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这两部作品所反映的历史悲剧事件，有它们对人的道德底线和记忆勇气所构成的挑战。因此，在事件的当时，更多在事后，它们都以无法回避的生硬姿态叩问人类的良知，拒绝被轻视甚至遗忘的命运。也由于这样的先验力量，使得这些题材尤其在最初进入艺术领域的时候，往往出现凝重甚至撕人心肺的面目。比如在中国的新时期文学中，由伤痕文学和巴金《随想录》的忏悔立场逐渐建立起特定历史的叙事和书写——无论伤痕，还是忏悔，尽管有其对人自身道德和历史经验的无情追问，但是从文学本身的情感立场上却并不存在挑战。而余华这样一位先锋文学的作者，写了一个悲剧故事却嘻嘻哈哈，这是很多人不以为然的，还有人说它“不正经”——《兄弟》从一开始就铺张着李光头，一个小无赖的表演；这就完全破坏了特定历史悲剧所给予人的既定想象，换句话说，不符合精英文化里关于那个时代特定叙述的期待。所以完全可以预料，当《兄弟》出版以后，就好像几年前阎连科的《坚硬如水》问世时一样，尽管两个写悲惨时代的喜剧作品，喜剧因素各有不同来源，却一样因为喜剧而遭到质疑。就如在欧洲，伴随《美丽人生》的，除了各种荣誉还有不绝的批评。批评大致的意思都是说，《美丽人生》嘲弄了集中营，它将使不了解或者没有亲历集中营的后人完全误解集中营意味着什么。这里的问题也就是，喜剧的方式是否可以匹配人类的浩劫这样沉重的话题，是否会使讲述流入轻佻，以至玷污先人流淌的鲜血？这问题当然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处在如此惨痛的环境中，是否还可以有笑声，可以有欢乐？二○○二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集中营的写作著称的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在其代表作《无命运的人生》中，叙述主人公久尔吉从集中营返家途中，经过一座因战争而荒废的城市，作者借久尔吉之口说：“我曾试着想让自己高兴起来，却又不得不感受到，正是他们使我觉得有些窘迫。”（2）“他们”是指这时就生活在这废墟里的人们。久尔吉脱离了集中营的噩梦，重获自由，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高兴却还是一个能以之为难堪的情感。
凯尔泰斯有一篇著名的演讲，《谁的奥斯维辛？》（3），其中比较了西方两部以集中营和大屠杀为题材的影片，它们在一九九○年代先后发生巨大影响，一部是《美丽人生》，另一部则是犹太导演斯皮尔伯格的作品，《辛德勒的名单》（4）。令人惊讶的是，凯尔泰斯毫不掩饰地以为《辛德勒的名单》是“拙劣”之作，人们看到的，不过是“伪造的经历”。这个说法，针对的是一部已经感动无数观众的作品，有着不顾后果的勇气。《辛德勒的名单》自有其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某种程度上也与凯氏本人的作品相通。这且不论。主要的问题是，可以肯定，凯尔泰斯的否定并不针对一般以为的，一个人的赎罪对于整个犹太民族的劫难是难以等量齐观的认识，这样的忏悔和赎罪过于轻盈而容易；那么，凯尔泰斯，一位严肃的作家，出自什么样的考虑来否定这部伟大的作品？

如今非常普遍的是，人们将种族屠杀的材料从掌握者那里偷窃出来，然后生产出廉价的商品。抑或将种族屠杀制度化，规定其道德的和政治的程式，再加工出常常是虚假的语言定制，并用这些东西自动替换听者和读者对种族屠杀的反应。总而言之，是用所有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方法……指示幸存者应该如何思考所经历的事情，不管这种思维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切实的经历相符。（着重号为引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