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雨斋旧痕

孙  郁

0  引  子

周作人的写作生涯，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跨度时间是漫长的。他的作品，几乎都完成于苦雨斋里，故有苦雨翁之称。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苦雨斋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沙龙，许多作家与学者，常往来于此，留下了诸多故事。而周作人的著述，与这个沙龙的存在，也密不可分。来往于苦雨斋的人物大致有两类，一是朋友：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钱稻孙、沈尹默、马裕藻、张凤举、徐祖正、沈兼士、沈士远等；另一类属于学生：俞平伯、江绍原、沈启无、废名、顾随等等。这个沙龙的气象，既不同于梁思成、林徽因的那个圈子，也远别于左翼作家的诸多团体，可以说是一群潜心学业，以教书、著述为生的人们吧，考察苦雨斋的群体，尤以周作人的创作引人。以他为核心，在北京渐渐立起了京派文化的旗帜。至少到四十年代中期，周作人的影响力，一直是巨大的，它甚至成了惟一可以与左翼文化抗衡的力量。
本文力图对周作人以及苦雨斋文人群落做一个大致的描绘。由周作人出发，上溯历史，寻找中国文人的另一条精神脉络，对我而言是个诱惑。他与自己的友人和学生形成的文化沙龙，对今人都无不具有文化史的意义。苦雨斋之于现代中国，好像一个异类的存在，它的孤僻、陌生、远离烟火，至今还受到蔑视。但现代史上悲剧的缘由，却被苦雨斋里的人们，多少预示到了。那个沙龙里的一切，与中国的活的人生，其实也大有关联的。

1  明朝遗趣

苦雨斋里的文人喜谈明代文人，连自己的创作也不免带上袁氏兄弟的痕迹。不过明朝文化离民国生活毕竟较远，对它的认识也有不同。俞平伯学习明人，总觉得有些生硬，做作的痕迹较大。那本被朱自清称道的《燕知草》，在我看来是失败之作，远不及废名清瘦、俊美。废名写文章走的是六朝人的路子，间接也受到明代文人的影响，喜欢沉浸于情趣，远离道统，可我觉得佛教的东西对其熏染很重，根柢还在禅趣上。沈启无的文字在诸人中大约最弱，离废名、俞平伯远甚，好像在随周作人亦步亦趋，特点是没有的。但这些人文字上有共同的特点，这便是朱自清形容俞平伯时所说：“以趣味为主”。朱氏说俞平伯“究竟像这班明朝人不像，我虽不甚知道，但有几件事可以给他说明，你看《梦游》的跋里，岂不是说有两位先生猜那篇文章像明朝人做的?平伯的高兴，从字里行间露出。这是自画的供招，可为铁证。标点《陶庵梦忆》，及在那篇跋里对于张岱的向往，可为旁证。而周岂明先生《〈杂拌儿〉序》里，将现在散文与明朝人的文章，相提并论，也是有力的参考。”说苦雨斋的文人很像明代的士大夫，其实仅形貌而言，精神深处，倒不及袁氏三兄弟、李贽、张岱诸人那么峻急。周作人自己也在承认，“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周氏周围的友人，叛徒气最浓者，不过钱玄同而已，像俞平伯、江绍原、刘半农、废名、钱稻孙等，都是平和之人，难见斗士风采。所以，谈及明朝的名士，大家不过“虽不能似，心向往之”罢了。除周作人与废名之外，文体上与思想上有建树者，是没有的。
最早谈及明朝小品，且申明新文学的源头在明代那里的，是周作人。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将个中道理阐述得很清楚，殊多奇思。俞平伯之重刊《陶庵梦忆》、沈启无印《近代散文抄》、林语堂编《袁中郎集》，都受到了周氏的影响。三十年代小品文兴盛，周作人功劳最大，理论上与实践上均有建树，可谓开风气之先。五四后的文人重提明代文化，其实乃寻性灵文化之根。周作人从明代入手把握白话文的源流，旨在文学的建设上开一传统，证明新文学不是无根之物罢了。沈启无受周氏指导，编的那本《近代散文抄》影响颇大，林语堂见后惊异不已，写了多篇文章大加赞赏。四十年代，钱钟书亦撰文评述此书，觉得其间多可引借。关心京派文学者，大抵知道明代性灵派文学在中国的意义，废名、李长之、朱光潜诸人的审美观好像也染有非理性的色彩，行文论道很重感性，不替圣人立言，远离理学教义，是很精明的文学之道，此一传统经由周作人发现阐释，且形成风气，苦雨斋情调的意义，由此可见一二。
明代文人性情豁达，多离经叛道者。张岱借山水而暗吐亡国之怨，袁宏道于短札里放浪形骸，均是对世风不满，愤世忧国之文。到了李贽，看他痛骂伪君子的文章，可谓狂狷者的长嚎，似屈子行吟，八股气与道学气没了，多了人道与人性的东西。周作人看重的是这类传统，以为从中可引出“人的文学”的理念，其用意我们大抵可看到的。在对明代文化的看法上，周氏与鲁迅的观点接近，并不像后人说得那么隔膜。鲁迅觉得明代小品反抗的精神很好，散淡里亦有沉郁的一面。其实唐宋明清以来，隐士的文章并非远离尘世，鲁迅就从文人的诗赋短札中，看到离经叛道的东西。周作人于此更为清楚，《〈陶庵梦忆〉序》就说：

我常这样想，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在理学与古文没有全盛的时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当的长发，不过在学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

明代人爱谈宋代文化，其实是遗民心绪在起作用。赵园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对此有很深的体会。遗民著述，大多有不平之语，借山水古物抒发性灵，其实为无奈的选择。五四之后，与现实不满者，要么成为斗士，走向革命的道路，要么躲在书斋里，谈谈风月人情、花鸟草虫，旨在寻一净土，不与伪者为伍。苦雨斋的客人们很少革命情结，对暴力冲突敬而远之。他们在民俗学、植物学、文字学、宗教学诸领域，兴趣浓浓，以知识对抗野蛮，用情趣消解教义，不妨说是明代士人格调的一种折射。虽深浅有别，业有大小，但文化上的意蕴，非常人可以达到的。借古人的思想言志达理，其实与流行色与时尚化便有了距离。明代人靠解释宋朝文化愉悦心性，五四的人大谈有明风骨，今人爱讲鲁迅传统，其实隐含着相近的情感。我觉得认真想一想这里的问题，对今人不妨也是一个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