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的文本
——评《致一九七五》
南 帆
南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男,一九五七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现为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闽江学者”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一九七八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从事现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已经出版《理解与感悟》、《文学的冲突》、《隐蔽的成规》、《敞开与囚禁》、《双重视域》、《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文学理论新读本》、《理论的紧张》等学术专著、论文集十多种,发表论文二百多篇。另有散文集《文明七巧板》、《叩访感觉》多部。多次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曾经获得各种奖项四十多种。
林白又开始回忆了,《致一九七五》。这大约是她写作生涯的一次回溯,如同某些鱼类的定期回游。从《说吧,房间》、《万物花开》到《妇女闲聊录》,林白开始游历大千世界。《一个人的战争》背后那个孤独、惊悚、贮藏了满腔秘密心事的女人逐渐隐去。站到了阳光之下的林白博得了许多赞誉。一个作家走出自己的幽暗房间,亦即走出自己的幽暗意识。文学怎么能回避广阔的生活呢?众多批评家欣慰地相视而笑:林白甩下了那些纤细的、神经质的经验,另一个全新的文学阶段出炉了。然而,这仿佛是一个反讽———林白又回去了。她再度独自坐了下来,目光迷离地回忆三十多年前的日子。现在,我似乎可以重提一个判断:林白是一个“记忆型的作家”———“回望是她写作的一个基本姿态”。这不是否认林白的想象力,或者怂恿她悠闲地逛荡在历史洪流之外。我的猜测是,日后林白的文学写作或许会周期性地返回记忆,每一次返回都如同剧烈运动之后的深呼吸。
回忆又有什么不对?回忆始终是文学的擅长。“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文学时常魔术般地将凄艳凋零的诗意赋予痛彻心扉的回忆。当然,还有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华年》。恋母,同性恋,病态的自我意识,幽居于一个隔音的房间里持续地写作;用本雅明的话说,《追忆似水华年》是极不健康条件下诞生的文学典范。无数的生活碎片如何集聚起来?回忆———绵长不尽的回忆之中,一切如同一幅挂毯般地编织起来了。的确,许多文学如此热衷于回望,要么是历史,要么是回忆。二者的区别在于,历史是个人无法左右的宏大景象,是江山社稷,是烽火连天的战事或者殿堂上唇枪舌剑的激辩,是翔实的记录;回忆是珍藏的细节,是卧室之中的气息,是喃喃细语或者某一个下午茶点的美味,是私人心情。文学常常扮演历史的侍从,民族或者国家常常利用文学传递宏伟的历史传统。尽管如此,文学还是乐于抽空眷顾回忆。这时的文学开始回到了个人空间。回忆不仅保存了种种过往的事件,同时还保存了个人的意识结构。过往的事件挣脱了既定的时间和空间秩序,记忆的收藏来自重新编码和分类。回忆同时也包括了遗忘。记住了什么的同时也遗忘了什么。为什么某一个重大的事件仅有轻微的回响而另一些眼神、只言片语、瞬间的体态或者某种声音却顽固地盘踞在记忆的核心?这是由每一个意识的结构所决定。历史当然不允许任意篡改,年代、历史事件及其因果、主要人物———这些多半是不变的。个人的意识结构不能修改历史结构。但是,回忆是自由的。回忆的主人公始终是自己,即使许多外人参预了回忆的事件。这一切不就是文学所喜欢的吗?想象和虚构,追求生动的情节和趣味,意味深长地放大或者抛弃事实的某些部分,感慨、评论或者抒情,缓慢地盘旋在某些时间段落同时对于另一些时间段落视而不见———如果说这些是历史写作尽量回避的陷阱,那么,这正是文学与回忆趣味相投的方面。
这么说来,回忆与梦相当接近了。必须承认,弗洛伊德对于梦的解释可能深刻地启示人们分析回忆。回忆保存的“意识结构”,这个术语显然拥有弗洛伊德式的解释。本我,超我,自我;意识与无意识,这些概念共同否决了一个镜子般的内心。梦并非日常故事的缩写版;梦是乔装打扮的无意识从意识的监察体系之下溜出来的。那么,回忆是否存在相似的机制?回忆不是记忆力自然挽留的内容。回忆的背后同样隐藏了一个监察体系,过往事件的挽留和拒斥均由这个监察体系负责执行。这时,《致一九七五》之中的某些内容开始耐人寻味。例如,这些回忆之中的父亲形象始终缺席。“父亲”是精神分析学之中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以至即使这个角色空缺仍然构成了一个心理事件。这个心理事件或许会派生多种后果。孙向明是父亲形象的替代吗?李飘扬中学毕业后急于脱离家庭是否存在特殊原因?另外,这个心理事件制造的压力肯定影响了李飘扬与其他男性的交往,尽管条分缕析地将这种影响剥离出来几乎不可能。当然,强行把这个回忆的文本塞入一堆弗洛伊德的术语是愚蠢的。很大程度上,老师、同学、父亲、家庭与李飘扬之间的种种联系还要追溯到当年的历史情景。师生的交往、脱离家庭的契机以及往来信件之中夸张的政治辞句无不植根于当时的气氛。这决定了故事的来龙去脉。然而,一旦回忆成为故事的形式,一个结构性的转换宣告完成。精神分析学的意义不是描述当时的因果情节,而是考察现今之所以如此回忆。
与梦相似,回忆也是压抑的某种程度的解除。当年只能紧紧捂在怀里的激情可以在三十年之后的回忆之中坦陈。内心与言辞终于一致了。当然,回忆会不会是另一种伪饰———如同坊间的许多回忆录所做的那样?回忆与梦的相异在于,前者远比后者易于操纵。不管哪一种情况,利用精神分析的技术解读《致一九七五》都可能带来许多意外的发现。当然,这是一个繁杂的游戏。文本与理论诠释之间复杂的相互衔量必须聚精会神才可能完成。相对地说,另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林白的奇异才能。也许我得补充一句:回忆是林白最善于展示才能的领域。仿佛仅仅在纸上随意挥了挥笔,一个叙述开始轻盈地滑行。《致一九七五》很快蔓延成为一簇南方的丛林。各种句子如同南方的亚热带植物互相缠绕,茂密繁盛,多汁而蓬勃。回忆通常缺乏整体的紧张。回忆的文本显示,叙述者业已拥有一个安全的位置侃侃而谈。无论是主人公的死亡、失踪乃至天崩地裂的末世景象,这一类完全失控的结局已经排除在外。《致一九七五》几乎不存在悬念。阅读如同没有焦点的漫游。诸多以故人为核心的故事片断络绎不绝浮上来,甚至交叠错综。这些片断之间仅有松散的联系———甚至没有联系。我在阅读之中常常考虑,一个没有悬念的文本为什么仍然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这的确是一个必须纳入叙述学的有趣问题。至少可以认为,奇幻的景象、意象、某些机警或者风趣的议论、玄想、令人唏嘘的感叹、猜测、比拟和讽刺、沧桑感———这些因素在叙事之中的美学效用远比预计的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