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时期的精神漫游
        ——略谈林白的两部长篇新作
陈思和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男，一九五四年生于上海，原籍广东。现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职有：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花踪”世界华人文学大奖终身评委，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主要学术成果:《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领域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总结出一系列前沿性的理论新课题，如关于“文学史上的民间文化形态”、“潜在写作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文本细读方法”等等，为进一步深化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开拓了新的空间。

前几天，我接待一个日本学者的代表团，他们是为了一个关于“文革”的科研项目来中国做调查的。在谈话时有一位日本朋友提出一个问题：经常听你们说起“文革”前期、“文革”后期，究竟什么时候是前后期的分界？我一时语塞。史学界好像没有关于“文革”的分期的明确结论，也可能有，但我不知道。不过每一个亲历“文革”的人，大约也是有自己的理解。推想起来，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全国各级权力机构逐渐失去控制，从学校到社会陷入混乱、武斗、造反的恐怖之中，大约是属于前期。许多知识分子回忆录里记载的灾难性的命运，大约都发生在前期；所谓红卫兵们的“革命激情”和“理想主义”，也都是发生在前期，巴金在《随想录》里描述“日子真难过”与柯灵含泪控诉的“回看血泪相和流”，胡廷楣笔下的“生逢一九六六”和王安忆笔下的“启蒙时代”，都是指“文革”前期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所以，“文革”前期，大约是指一九六○年代末特别混乱的时期，它代表了人们观念中对“文革”的基本印象。至于“后期”起于何时，理解则很不相同。“文革”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自有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当他们在混乱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后，也曾想宣布混乱结束，由“大乱”进入“大治”。但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该混乱的时候，再大的权威也控制不了局面，所以“后期”就一直延宕下来，变得遥遥无期。比如说，一九六七年一月开始了造反派的夺权运动，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到了下半年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似乎权力归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但动乱却照样没有结束。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召开，刘少奇被清除出党，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当时许多人以为“九大”以后就可以太平了，还有些红卫兵提出“一切为了九大”的口号，结果不知怎么一来，连这个口号都成了反动口号，被批判整肃了。这样拖拖拉拉，大约是到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以后，全国动乱的势头才衰弱了下来，但也没有人宣布说“文革”可以告一段落。那时官方的兴趣转向了理论批判，而在民间，对现代迷信的迷信多少打破了一些。社会进入相对平稳阶段，学校开始设置一些文化课，工厂也开始讲“抓革命促生产”，而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迫害相对减弱了。如果一定要把“文革”划出前期后期，我觉得，标志性的转变应该是以“九一三”为转折。另一个可以作为标志的时间是一九七五年。那一年年初，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四届人大相继举行，前一个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复出，主持工作；后一个会议由周恩来总理的政府报告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风气一时转向经济建设。同时还公布了毛泽东在前一年八月份的“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其语气充满了疲惫感，而这“已经八年”的口气，分明是要将“文革”告一段落的意思。尽管一年以后又掀起了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是一九七五年仍然是充满了想象和希望的年头。也许“文革”也无法分出什么前期后期，但如果说，严寒里有个小阳春，那么，一九七五年就是这个“小阳春”。
我之所以要回顾这段历史，是因为林白新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都是取材于一九七五年，其中之一的书名即《致一九七五》。这个题目让我联想起不久前王安忆的新作《启蒙时代》，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那是“文革”前期的动乱年月；而林白却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革”后期的场景：如果说，也应该有一个类似“启蒙时代”的命名的话，那就是一个“后革命时代”：一切都以“革命”的名义，但一切都充满了疲惫、怀疑和自我消解。林白出生于一九五八年，“文革”爆发的时候才八岁，一九七一年刚刚上初中，一九七五年中学毕业（“文革”中缩短学制，中学共四年，两年初中两年高中）。她所描写的一九七五年前后，正是“文革”的尾声时期，说其“小阳春”也好，说其是“‘文革’后期”也好，其时，“文革”初期的所谓“革命”高潮已经退去，一切场景都呈现出疲软和可笑。其实包括苏童、余华、韩东、朱文在内的新生代作家，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代人，他们作品里的童年记忆，都含有“后革命时代”的味道，本质上是对前期的“革命”理想与激情的反讽。
我在读这两部新作之前，曾经读过林白的一部少女日记《白银与瓦》，记载的正是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的中学日记，可以与这部小说参照阅读。如小说前言的开始部分就说：“那段时间我状态不好，很多事情都让人不开心。就是那时候，我的日记被人偷看了。”{1}正应和了《白银与瓦》所缺了的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到六月二十一日之间的日记内容，据林白说是因为日记被人偷看，“结果是该学期操行被评为‘良’，评不上三好生，入不了团。”{2}而这段惹事的日记内容，仅仅是中学生林白在日记里议论了另外一个班干部而已。这些事件在日记里自然是语焉不详，然而在小说《致一九七五》里，作者也没有进一步展开这个细节，只是一笔带过，表明这部作品的叙事的真实性。在小说和日记的对照中也是有许多真实的蛛丝马迹可寻，如日记里的初阳和朝阳与小说里的雷红蕾朵、日记里的宁自觉与小说里的吕觉悟似乎都有某种对应性，还有大量记载的文艺小分队的活动，基本上对应了小说第一部《致一九七五》的主要内容。不过，这只是构成部分的真实生活，小说毕竟是虚构的艺术，有许多被作家反复描写的故事细节———如关于“九二九”打靶的描写———日期都是确证无疑的，但是在她的日记里却无半点记载。反之，在她的中学日记里大量枯燥无味的记载，如写大批判文章和开批斗会什么的，在虚构小说里也不见了。———我对这两本书进行对照阅读，只是想说明，作为虚构小说的《致一九七五》虽然是作家对于“文革”经验的一种想象与描述，表现出与《启蒙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想象世界，但它仍然是以某种生活经验为基础的，虽然在边陲小城的民间世界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文革”经验并不一样，却传达出历史的多层面性与认识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