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的循环
——《空白练习曲》序

宋 琳

本书是复刊后《今天》杂志的十年诗选 (1990-1999) ，书名取自张枣的一首同题诗作。那首诗并未在《今天》发表，有一句诗：“那从未被说出过的，得说出来”，诗歌的秘密全在未被说出的，已说出的就不再是秘密，正是怀着第一个去猜解未知之谜的抱负造就了诗人。未知之谜即原诗的能指意蕴，空白则是它的一个换喻，空白不是什么也没有，相反，它带有主导性，是写作这一行为的本源召唤。空白练习乃是一种朝圣般的练习，包含这样一种认识：写作既是朝向终极事物的运动，又是自我完成的运动。它不像“筷子指向食物”(罗兰•巴特语)那样以及物性为目的，它也不会一劳永逸地一次完成，相反，写作永远处于准现在的未完成状态，处于词语的缺席与在场的张力中，声音与寂静交汇的中间地带。作为练习的写作是一种词语的炼金术，它更意识到表达的困难，更关注语言的现实而不是别的现实，它选择个人的或边缘的写作姿态，为了从远处接近难以企及的原诗的磁心。
自朦胧诗以来，汉诗的内部运动对心灵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后朦胧诗在经历一个短暂的集团性宣言的时期后，随着乌托邦理想的破灭，完成了向个人写作的转型，从此写作开始了自我救赎的孤寂历程。如今，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它的硕果的一部分就呈现在这本书中。但是在写作愈加个人化的今天，通过一本诗选建立新的诗品等级大概是很难实现的。至少，我尚未看到哪一个当代选本体现了那种高度秩序的原则。不过那样一本书是存在的，迟早会出现更严格的选家，来满足刚刚提及的期待。本书受到了两重局限：首先是编者的趣味，尤其当编者本人亦身兼作者；其次是作为投稿的作品来源，把稿件寄给一个流亡刊物是多少得当风险的。如果一个诗人十年来写出了一首好诗，且碰巧发表在《今天》上，那么这首先是编者的幸事，它与读者再度邂逅不过体现了诗无达诂这一古训对阅读乐趣的允诺。
这里容纳了众多的声音：52位诗人的近二百首诗篇。诗人的嗓子和格调各不相同，境况也差异甚大：生活在国内或流亡国外；继续写作或已然弃笔。对于文学而言，也许个人的风采才是最重要的，它是一个有待读者去辩识的文本标志，任何文本都会留下作为心灵见证的书写记录。恐怕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充满了变化的因素，诗未必是这种变化的反映，但诗的活跃本性喜欢将一切变化引向自身，因此其复杂性是难以描述的。诗人企求诗意言说的复原与突变或许在任何时代都一样。
现代汉语的百年史与对现代性的追寻密切相关，从胡适《尝试集》开始，中国诗歌的言说之路可谓曲折迤逦，迄今依旧没有抵达先行者所预期的诗意高峰，而诗艺的无涯又决定了尝试的永恒未完成。随着对进步及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的怀疑，对现代性及其最近的特征 ---后现代性的反思业已成为一些诗人关心的新课题。孟明在不久前的一封诗学通信(《作为历史记忆的诗歌》)中提出了“逃离”的策略，他认为只有回到母语文化语境，中国诗歌才有望确立可获得公认的身份。该文也触及了身份危机和写作焦虑的时代征侯。事实上，身份危机乃是语言危机在诗人意识中的反应，是现代性与传统在当代汉诗中的双重缺失造成的。我无意于在此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功过，但我感到有必要回头审视它对后世诗歌命运的影响。早期启蒙思想家对所谓“白话”写作的文从字顺的片面强调，经由革命的强力作用，使从中形成的毛语体在全民范围内传播并制度化了，于是，王国维所批评的“政治家之言”的狂风暴雨几乎断送了“诗人之言”。那场对文化造成不亚于秦火之毁灭的“文革”去今也不过二十多年，而朦胧诗一代正是在这样的废墟上崛起的。朦胧诗人作为抗议的代言人的使命感和悲愤情怀为诗歌恢复了尊严，诗歌回到人、爱情、正义的主题，在我看来是朦胧诗为诗歌史作出的不朽贡献，有了这个新的出发点，稍后几年出现的后朦胧诗才能在语言的层面上展开各种形式的实验，后朦胧诗是一场波及全国的运动，尽管实验阶段因89年事件而中断了，而实验的方向也各不相同，至少为日后的写作开拓了诸多可能性的空间。少数几个无法归类的诗人对待传统的态度，以及怀旧的、唯美的、高古的抒情不啻为一种吉之先见。九十年代，诗学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叙述受到强调，意识的最大化、具体性、对现实的介入成为被广泛谈论的话题。97年关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的论争，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诗人身份的歧见。这说明身份危机的焦虑自“五四”一代以降一直是中国诗人未曾克服的，无论出自何种实用目的而人为地中断与过去的联系，都将导致文化身份的丧失，因为众所周知，现代汉语的滥觞正是在外来的现代性的强大压力下“逼迫在场”的，它的不得已和忧患总会时不时地发出民族主义呻吟，而不是更谦逊、更具智识地返回源头寻找原型。那么现在重新审视诗人与母语文化语境的关系无疑是时候了。这意味着，我们已来到两大文明的交汇处。
一种文化在接触其他文化以前对自身文明高度的估价多少带有假设的成分。发轫于欧美主要文化都城的现代主义运动，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国际性，内部的异质碰撞和交流是异常活跃的，这使得乔伊斯可以与普鲁斯特、海德格尔可以与策兰对话，正如早先，在荷尔德林的诗中，希腊诸神的世界与基督的世界可以同时被咏唱一样。碰撞倒致的诗学结果之一，是对文化接触以前古老事物的再命名。名与命在汉语中本是同一个词，而命在先人的宇宙观中则是天赋予的 ---“命自天降”，“有天有命，有物有名。”(见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可见命名与创生可以比类，而再命名就其与命名的本源关系而言即意味着复命(Renaissance)。《易》言：“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返回母语文化语境，或者说重建对作为家园的精神源头的信赖，不就是曾经被诗化地表述为天地之心的神性复现吗？语言乃公器。写作若渴望获得全部文化的依托，有待“通古今(中外)而观之”的双重视野。
我无意在这篇序言里谈论当代汉诗继朦胧诗之后的整体成就，因为太近的事件反而不具备真相的条件，只能显现其模糊的外观，里尔克所谓“一代人的真实性”必须留待后人去评价。是的，我们尚未写出举世公认的作品。但是当我们这么说时无形中已参照了西方标准(或更虚幻的世界标准)。来自影响的焦虑纯属正常，尤其是“折磨人的大师”的影响，至少，译语的影响。仅举一个例子，被鲁迅热情称赞为真国学大师的王国维早在1911年就意识到“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国学丛刊序》)，甚至其诗学的中心概念“境界”一词，据考证亦来源于佛经译语。我们的语族血缘是不纯的 --- 承认这一点需要勇气。当然，这仅是第一步。汉语的拉丁化给这种古老的语言带来了新的生机，透过迻译得以用苍颉的文字命名中土以外的世界，亦同时使世界成为观照对象，由此而获得的世界性视野终将帮助我们深化对禹贡山水的认识。诗歌的运思何尝不可越界而宁宥于一隅？博尔赫斯就认为诗是“混血的艺术”。他在论及阿根廷作家与传统的关系时声称：“应将整个宇宙看作我们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