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

洪治纲

【作者简介】洪治纲，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男，一九六五年十月出生于安徽省东至县。文学博士。现为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兼任浙江师范大学余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及评论二百余万字。出版有《守望先锋》等个人专著八部，以及《国学大师经典文存》等个人编著二十五部。曾获首届全国“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当代作家评论》和《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第四届全国鲁迅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在《西方正典》里，耶鲁大学的资深学者布鲁姆曾将西方的文学史划为四个时代：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所谓的“混乱时代”，就是指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实践，一切既成的艺术规范不断被打破，万物破碎，中心消解，仅有低劣的文学和大众的趣味到处蔓延。对于一个崇尚文学的精英意识、经典律则和“审美自主性”原则的人来说，布鲁姆的焦虑和郁闷是可想而知的，他甚至放出这样狠毒的话来：“作为文学批评界的一员，我认为自己遭遇了最糟的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虽然没有像布鲁姆所描述的那样，经历了几个不同时代的清晰特质，但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混乱时代”的各种文学征兆在我们的文学实践中也是显而易见的。记得曹文轩曾在《混乱时代的文学选择》一文里对此进行过一番痛诟，让我深受震动。在我的心目中，曹文轩温文尔雅，敦厚细腻，鲜有凌厉的批评之词，能出此文，想必他的内心亦有布鲁姆的愤懑之感。
就我个人的阅读视野而言，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虽然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作家，也涌现了一批不可忽视的作品，但是，不尽如人意之处依然不容回避，“混乱时代”的各种文学情形有增无减。尤其是面对物质主义的生存现实，面对利益阶层重新分配的社会秩序，面对伦理体系不断被颠覆的人性场景，一些作家不断地陷入某种迷惘与失衡的精神空间。缺少思考，缺少发现，缺少伤痛，很多的作品，要么是对庸常经验的不断复制，要么是对公众聚焦的简单临摹，要么是对低俗欲望的尽情宣泄，要么是借助“剑走偏锋”的逻辑来哗众取宠。文学的功利性、实用性、媚俗性，依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只能说明，我们并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找回文人的精神品质，也没有对自身作为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与使命进行有效的思考和定位。为此，我曾经强调，重返真正的文人空间，以自我坚定的艺术信念和顽强的精神膂力，来回应历史长久的期待，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否则，我们将很难开拓出一条崭新的艺术之路，也不可能建构起属于自己本民族的“伟大的传统”。
在我看来，重返真正的文人空间，可以重新确立作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时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艺术使命———他应该拥有坚定的人生信念、独立自治的精神操守和专业上的原创能力。同时，他还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时刻保持着对各种不合理的现实体制以及生活现象的有效的揭露与批判，从而尽己所能地推动社会向更加合理、更加公正的理想状态前行。萨义德曾说：“知识分子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类的自由和知识。”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那种盲动的、好大喜功的精神领袖，也不是那种简单的、迎合各种权力机制的工具。他应该在内心深处始终拥有一种对祖国的深沉之爱，对大众的深情体恤，对个体精神空间的顽强恪守，对现实秩序勇于表达自己最尖锐的声音。他们像狮子那样独来独往，而不是像狐狸那样成群结队。文人首先必须完成自己作为知识分子这一角色的定位，才有可能进一步在专业领域中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
重返真正的文人空间，就是要以高度清醒的内心意志来质疑一切生存的现实表象，并对一切价值观念及其社会体系保持着时刻的警惕。没有警惕就没有怀疑，没有怀疑也就不可能有发现，而没有发现就不可能进入本质，不可能揭示真正的生存真相和存在本质，更不可能显示出一个文人作为精神劳作者的独特品格。高尔基曾说：“道出真理与实情，是一切艺术中最最困难的艺术。”这是因为，它需要的不只是勇气和眼光，更需要一种时刻警惕的立场和姿态。因此，面对这种巨大的挑战，我觉得，文人一方面必须要拥有“傲骨”，犹如鲁迅先生那样，以直面一切的勇气和力量，来道出民族内在的缺陷，展示历史潜在的本质，披露大众的苦难根由，而不是像当前的一些作家那样，看似在关注现实，其实却在四处彰显虚弱的道德立场。另一方面，还要有“禅心”，要有一种对大众苦难的体恤情怀，对人性劫难的悲悯胸襟。这是一个文人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基质，也是一个文人得以存在的道德底线。傲骨禅心，既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一种艺术境界。真正的文人，只有进入了这种境界，才有可能穿透所有世俗的迷障，写出真正内涵宽广的作品。
文学批评也不例外。越来越多的人都感到，现在的批评家们不是忠实于文本的细读和基本的学理，而是依赖于公众舆论和个人私情。人们看不到批评家相对恒定的价值立场，看不到率真的批评勇气，也看不到真正的批评智慧，字里行间之中，却透射出某些市侩的气息。批评的功利化和创作的功利化一样，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顽疾。但是，人们更有理由认为，批评的功利化，其危害远远大于创作的功利化，因为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批评具有对文本进行审美鉴别和阅读指导的意义，就像英国诗人奥登所言，批评家的功能就是“使我相信，由于我没有很好地阅读，我低估了某个作者或某部作品”，或者“对一部作品进行‘阅读’，以增加我对它的理解”。这也意味着，批评的阐释功能远比简单的判断更重要，对文本的尊重远比个人的趣味更重要。的确，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批评就是利用批评家的专业知识和在长期的阅读实践中逐渐完善的审美标准去解读批评对象，阐释自己的理解和想法，“说明艺术品‘成长’过程”，或诠释“艺术与生命、科学、经济、伦理、宗教等等的关系”（奥登语）。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对批评对象的细读之上，通过认真的研读和专业化的分析，并自始至终围绕自己的批评对象来发言，而不是动辄就套用自己先在的观念，以“旁骛八极”的方式标榜自己的所谓“学识”或糊弄一般的读者，更不是抓住一两个所谓的“细节”问题便粗暴地对文本加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