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程，原名程永新，中国当代作家、编辑家。男，1958年生于上海。1976年中学毕业赴农场务农，1979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分配至《收获》文学杂志社。现任《收获》杂志副主编、同济大学兼职教授。迄今为止，共策划、负责编辑和刊发小说数百万字之多，其中《活着》、《务虚笔记》、《妻妾成群》、《顽主》、《高老庄》、《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获国内外各种奖项。一批优秀青年作家如苏童、余华、格非、北村、马原等人，后来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中坚力量。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及时地刊发了新生代作家的作品，他们中的李洱、韩东、李冯、毕飞宇、金仁顺、张生、棉棉、朱文颖等人因此而被文坛瞩目。个人创作发表各类体裁（包括影视、话剧、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专栏游记等）几百万字，著有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中短篇小说集《到处都在下雪》、散文集《八三年出发》、《一个人的文学史》等作品。

文学的出路
   本网签约作家   里 程   

 
     进入2008年，学术界和媒体关注最多的，大概就是“新时期三十年”这个关乎时间节点的话题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也就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发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新时期文学（主要是诗歌和小说），伴随我们国家的思想解放运动，社会形态的巨变，尤其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历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在那个难忘的八十年代，经过几代作家的共同努力，在叙事学领域实现了一场革命。民族的集体智慧和掩埋许久的想象力，在这场革命中磅礴喷发。它的成果就是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作家：莫言、马原、余华、苏童、王安忆、格非、史铁生、贾平凹、韩少功、阿来、王朔、阿城、张炜、阎连科、王小波、北村、李锐、迟子建等等，涌现了一大批堪称当代经典的优秀作品：《丰乳肥臀》、《尘埃落定》、《废都》、《在细雨中呼喊》、《长恨歌》、《我的帝王生涯》、《棋王》、《人面桃花》、《额尔古纳河右岸》、《虚构》、《我与上帝有个约》、《动物凶猛》、《爸爸爸》……
     作家余华在《兄弟》后记中这样描述：“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把余华的话概括起来说，就是西方几百年，我们几十年。曾经有激进的人士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从新时期八十年代开始的，文学六十年的前三十年属于现代文学史范畴。如果我们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去理解，会发现这个论断大胆地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形态，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发生真正的变革。
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下半叶，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那是文学的黄金期和收获期，一些重要的作品都诞生在这一时期。
当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照进飞速变化的生活，我们未曾料到，精神的萎缩和速朽来得如此之快，价值的坍塌和决堤是如此之迅猛。文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它像一艘曾经张灯结彩的画舫，搁浅在海域辽阔潮水急退的沙滩之晨。综合文学进入新世纪的困境，大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球化和商业化的经济大潮，加剧了文学边缘化的速度，精神世界的离散，导致价值标准的混乱，导致知识分子的“双失”：失重和失语。写作和出版丧失了早先的严肃性，变得异常的随意和商业。文学作为人类的精神追求，和企业生产的物品，没有精神内涵的本质不同，读者在价值标准混乱的海洋中迷失了方向。
2.文化断层的悄然出现，使得年轻的一代不愿再受前辈价值观的束缚，“韩白之争”就是一个信号；年轻人没有历史记忆，巨大的精神鸿沟横亘在世人的面前。
3.优秀的、重量级的作家似乎都写出了其个人最好的作品，似乎很难再铸辉煌，写出超越他们代表作的作品。
4．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注重个人经营，不再关注文本本身，偏重理性又缺少哲学和宗教背景，感性往往呈现负值。实在出息不了的伪批评家，或扮演文化杀手，或当没有伦理底线的吹鼓手，两者皆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畸形产物。
综上所说，生活似乎在方方面面提示我们：一个辉煌和伟大的文学复兴时期正离我们远去。文学又到了十字路口。
那么，新世纪文学的出路在哪里呢？西方的学者已宣告后现代的终结，好像一场体育盛会，中国队还未入场，已到了闭幕式阶段。令我们不过分忧伤的理由显然是存在的，那就是文学不会死亡，不会灭绝，只要人类存在一天，精神世界就会无限地往前延伸。但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是：中国文学还有多少腾挪的空间？知性写作还有多大的可能性？中国文学往哪里去？
回顾和梳理过去三十年的文学历史，究其根本就是为了文学的未来。对三十年文学成果的肯定，不是要和包括汉学家在内的什么人斗嘴，而是为了理清我们的思路；关注以库切、奈保尔、帕慕克为代表的世界各国知识分子的文学实践，不是要照搬他们的经验，而是为了让我们的理想有一片降落的土地。
老实说，我对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现状感到忧心忡忡。
近些年来，文学价值观的混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贴着地面行走”和07年喧嚣一时的所谓“底层写作”，变成了一种文学时尚和潮流，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一大批年轻写作者，都去写他们并不熟悉的民工生活。“贴着地面行走”是对三十年文学成果的无情消解，是文学的一次大倒退。“底层写作”更是一个带有浓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口号。每个有良知的、正直的文化人，都不会反对去表现底层，可现代社会是多元化的，文学属于全人类，文学不能、也决不应该成为某一阶层的专利。表现社会每一阶层的精神生活，是作家艺术家不可推卸的职责和义务。“底层写作”比八十年代的“新写实”更离谱，离文学更远。在世界范围知识界风行一股反全球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在赶时髦，把“底层写作”奉为什么新美学原则，给本来就濒临困境的文学界造成更大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