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静，1971年生于辽宁兴城，祖籍河北乐亭。198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6年毕业。1996－2000年供职于《北京文学》杂志社，2000年8月开始在《北京日报》工作至今。著有随笔集《受伤者》、《把药裹在糖里》，以及《不冒险的旅程——论王安忆的写作困境》等文学评论若干，并主编了知识界访谈录《中国问题》、2002－2007“中国随笔年选”、文学评论集《读木心》（与人合编）等。

当此时代，批评何为？
——郭宏安的《从阅读到批评》及其他

本网特邀批评家   李  静

现在，似乎很难找到比文学批评更衰落的职业——如果它真的成了职业的话。这是全球化、数字化、大众化、商业化、网络虚拟化、科技万能化的时代，是人类精神客体化的时代，是渴求“物”及关于“物”的一切知识的时代，是一切拥有“客观”研究范畴的学科时代，唯独不是文学批评的时代。文学批评，这种致力于理解人类精神内在性的工作，随着“精神内在性”的枯竭而面临着空前的荒芜。人们看起来已不需要内在的精神生活，不需要文学，因此，更不需要文学批评。幸存的大师面对陌生的世界，无不为自己不识时务的长寿而羞愧；往昔的经典只有做成“最快的慢餐”，才可能被公众品尝；新艺术不再依据形式和深度，建立等级的金字塔；文学的古老标准虽未完全废弃，但追求完美的创作却被毫不留情地淹没在“点击率写作”之间……在这“主体被黜”的时代，继“上帝死了”、“人死了”、“作者死了”、“文学死了”的“预言”之后，宣布“文学批评死了”也是顺理成章、不在话下的事。
但是，也许可以反向看待这一境遇。也许接二连三的精神讣告只是主体贫乏的招认而已——精神的无穷向度还未得以展开，就被贸然宣判了死刑。如果我们不认为客体世界是不可忤逆的，结果会怎样？如果我们坚持精神的自由，满足精神的欲求，探索精神的宇宙，结果会怎样？这些问题似乎与文学批评无关，却是思考她的生命力与可能性的前提。在人类精神生活的大背景中观照文学批评的使命与前途，或许是“拯救”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从郭宏安先生的著作《从阅读到批评》中，我看到了这方法。
《从阅读到批判》的副标题为“‘日内瓦学派’的批评方法论初探”，勾勒上世纪三十至八十年代该学派的批评方法和精神轨迹。“日内瓦学派” 既非索绪尔创立的日内瓦语言学派，也非皮亚杰创立的日内瓦心理学派，它被加上了引号，表明该词的“姑妄称之”而非“名副其实”的性质。因所谓学派者，皆有共同的纲领、理论或倾向，有一个或数个导师或精神领袖，有弟子，有共同致力的出版物或文化机构，而被称作“日内瓦学派”的批评家群体却是松散自由、各行其是、也否认这个称谓的，只不过他们多任教于日内瓦大学，都认为“文学是人类的一种意识现象，文学批评就是一种关于意识的意识”1，因此，他们的批评是“意识批评”（有时也称“主题批评”或“认同批评”）。但他们的批评意识、方法和风格又各有不同，唯一的共同点是：每个人都是个性独特的文体家，“他们的人生经验都通过阐释投射在他们的批评文字之中”2。所以，“日内瓦学派”与其说是一个自觉的批评流派，不如说是一个被动的既成事实。也正因如此，《从阅读到批评》并未对“日内瓦学派”作抽象的概括与评价，而是具体呈现被外界归入该“学派”的文学批评家马塞尔•莱蒙、阿尔贝•贝甘、乔治•布莱、让•鲁塞和让•斯塔罗宾斯基的批评观念和方法。他们的批评建树在我国素少介绍，郭宏安先生的精审研究填补了这一令人遗憾的空白。
五位批评家中，最年长的马塞尔•莱蒙生于1897年，最年轻、也是唯一在世的让•斯塔罗宾斯基生于1920年，他们影响的黄金时代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彼时，大师云集，思潮迭起，过往的经典和新生的杰作交相辉映，严肃的社会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还生活在相信深度且有深度可信、追寻意义且有意义可寻的世界里。在如此年代的如此文化语境中，对艺术作品进行“创造性阐释”的“日内瓦学派”才会大行其道。这些批评家出于对艺术创造力的信仰，主张面对作品时首先采取退让、谦逊、丧我的态度，或者说，首先成为艺术的“爱好者”，即“有爱的能力、对艺术品显示其在场、全身心地承受其作用的一些人”3，他们怀抱着“一种穿透性的同情”（马塞尔•莱蒙语），在“综合的直觉”中全面“接受”作品，探求其生命力的核心，寻求与创作主体的意识遇合，最后，揭开作品形式的秘密，达致对文学艺术的哲学的理解。
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拒绝依附于任何理论和方法的批评家群体。虽然他们在批评实践中不拘一格地运用各种方法，却终是为了实现对文学作品“形式真实”的深切品尝和“精神本体”的独特认识，为了揭示“个人的真理”。正如让•斯塔罗宾斯基所言：“文学是‘内在经验’的见证，想象和情感的力量的见证，这种东西是客观的知识所不能掌握的；它是特殊的领域，感情和认识的明显性有权利使‘个人的’真理占有优势。”4
一位学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必隐含着他对自身内在需要和时代真实需求的双重回应，也隐含着他的行动方向与价值观。与矢志改造现实、致力于“实学”研究的学者不同，郭宏安先生的翻译和研究始终在诗学和精神哲学的范畴之内——从他的译介研究对象夏多布里昂、斯汤达、波德莱尔、加缪乃至“日内瓦学派”等不同时代的作家和批评家身上，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既整体观照人类现实、又恪守文学本体界范的诗哲。他们在文学与现实之间建立了恰当的距离——既让后者不断质疑、辩难、冲击前者，又让前者将此冲击不断化作思想、形式与美学的进展，并以此种进展的历久弥深的化学作用，来滋养和完善后者。因此，这不是一个淡漠封闭、明哲保身的文学家群落，而是对人类社会之改进抱有既热诚又超功利态度的精神群体，也是对人类的精神生活、文明前景抱有深切责任感的群体。如果我们把郭宏安先生所有的翻译作品、研究著作作一整体俯瞰，便会发现他一直沉默地置身于这一精神群体中，始终未曾游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