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评论与翻译
——王德威访谈录

季    进

【作者简介】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是一次迟到的访谈。早在二○○四年五月初，王德威来波士顿开会，就约好做个访谈。不意他来去匆匆，时间排得密不透风，那天夜里十点多才有时间在他住的宾馆坐下来聊天。看他一脸的疲倦，也就打消了访谈的念头。
事隔三年，王德威有机会访问复旦大学，受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我也就早早预约，邀请他顺访苏州大学。六月二十一日，我和两位学生先陪他从平江路步行至苏州博物馆参观，然后再开车往太湖，在太湖新天地的品茗轩，我们终于可以坐下来，面对波光潋滟的太湖，开始我们的访谈。我再次感受到这位著名海外学者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思想，缜密的思维，以及他特有的极具个人魅力的语言风格。整整一个下午，似乎眨眼就过去了。黄昏将至，我们才结束访谈，沿着太湖边蜿蜒曲折，移步换景，经光福，过木渎，太湖美景，美不胜收，一个下午的劳累也仿佛一扫而尽。
这篇访谈就是此次访谈的一部分，是我根据访谈录音，再结合手边的资料补充、整理出初稿，再发给王德威审定修改而成。

季进：刚才你说了，《当代小说二十家》的入选与成书都是因缘际会的结果，还是漏掉了一些作家。我知道在海外学者中，你的阅读量是惊人的，对大陆的当代文学始终保持着相当大的关注。尽管现在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做到跟踪式的阅读，但对当代文学你还是相当熟悉的。能不能对你感兴趣的当代作家作些点评呢？
王德威：所谓的漏掉一些作家，也只是相对的说法。选择里面当然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审美判断，还是要选投合的作家嘛。我觉得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很好的小说，但是整体来讲我宁可去写贾平凹。李锐的创作量并不多，他的《无风之树》等作品，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东西。但是，作家的写作历程有时很长，变化也多，有时候我评价得很高，可后来的作品似乎始终突破不了自己，野心可能也小了。像叶兆言早期的《夜泊秦淮》写得多好，他的世路人情的切入点，典丽而不华丽，有些凄凉而未必苍凉，戏仿民国春色，重现鸳蝴风月。
季进：他比较新的小说《没有玻璃的花房》，还有“重写神话”的命题小说《后羿》，与早期的小说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没有玻璃的花房》写他自己的成长体验，尤其是写到“文革”给戏校大院孩子的种种启蒙，他们的斗争游戏，以及暗流涌动的当代生活中被日常生活消费掉的生命。一点一滴的体验，都成为顽强而又斑斓的生命成长的佐证。
王德威：很遗憾，这些我还没有看，应该赶紧补上。我觉得目前绝大部分作家都没有超过他们的早期成就。我公开说这样的话，很多作家都会很生气，但作为一个评论者，必须要有勇气说一些真话。我通常缺乏这样的勇气。
季进：这可能不纯粹是勇气的问题，只是你人好而已。
王德威：既然没有这个勇气，就要尽量和他们保持距离，如果有了人情的包袱，你就更说不出什么了。那二十家当中，台湾的作家是最全面的，因为地缘的关系，因为当初是面向台湾的读者，当然选得比较全面。我觉得很可惜的是，这些作家经过了创作的高峰之后，现在的创作非常非常迟缓。仅仅相隔几年，二○○七年你再去看看你曾经推崇的作家，真的是乏善可陈。台湾文学现在绝对是一个低潮期。所以就像我在序里一再讲的，幸好我用了“当代”两个字，它本身就是与时俱变的，就是变动的。我写的序论或者当初编的系列，它的首和尾应该都是开放的，因为我写完以后他们已经写出不一样的作品来了。我只是在历史的那一刻对他们做了一些观察，做了一些见证，至于他们下一步的发展，正凸显了世纪之交的这些作家曾经有过的面貌。我没有想把他们定位成什么经典，作一个论断式的认定和判断，所以也没有心理压力。
季进：我们当然可以不把你当初的这些论述作为最终的结论，相信以后你也不断会有新的观察和评论。但是就你目前来看，你比较看好的大陆作家有哪些呢？王安忆？贾平凹？莫言？我们先说贾平凹吧，我个人非常喜欢他的《秦腔》。一开始有些阅读障碍，可一旦进入小说的“清风街”世界，你就欲罢不能，完全被小说所表现的农村底层的历史性转型所深深吸引。小说既是具象化的写实，又是抽象化的象征，这赋予小说以很强的表现力度。尤其是贾平凹极其绵密的流年式的叙事语言与书写方式，让我想起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去年《秦腔》获得了香港的“红楼梦奖”，真的是实至名归。当时你和黄子平、刘绍铭、郑树森、聂华苓、陈思和组成了决审委员会，你是决审委员会主席，当然最有发言权啦。
王德威：刚才我说到贾平凹，没来及谈《秦腔》，没想到你提到了，非常好。当初评选过程中，最终有两个竞争者，一个是贾平凹的《秦腔》，另一个是董启章的《天工开物》。你知道董启章的，绝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香港作家，对吧？
季进：对，我也很欣赏董启章的作品，跟他本人也有过一些交流，我感觉他的小说样态在大陆作家的作品中是很罕见的，更多地接近于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他们的作品。即使从小说形态多元性的角度看，董启章的作品也特别值得重视。相信等他二百万言的“自然史三部曲”全部完成后，一定会引起强烈反响。
王德威：董启章的《天工开物》的确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讲述香港的小说，我们都说香港是物质主义的天堂，董启章就毫不掩饰地把各种各样“物”的历史呈现出来。在反讽的意义上，他可能才是最唯物的作家呢。以这个“物”的变化，照应了香港六十年变迁的形形色色，但是他写作的方式不再是一个大历史的起承转合的、家族的变动的写作方式。他是用各种我们所亲近的录音机啦、电风扇啦或者电视机啦，各种各样寻常的、我们所接触的、消费的“物”的经验、第一手的经验来拼凑出来一个香港的、整个的改变，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部重要的作品。所以当时我们的两难就是，我们到底应该鼓励一个名不见经传，但是一出来就石破天惊的香港作者呢？还是嘉奖一个很有成就，某种意义上又曾经被误解的资深作家呢？我对于贾平凹有很深的尊敬，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秦腔》代表他多年创作的一个高峰，一个转折点，具有原创性，所以大家最后的结论是给了贾平凹这个奖。当时有记者采访我，我对《秦腔》的一个基本评价就是，作者借陕西地方戏曲“秦腔”，写出了当代中国乡土文化的自解，以及民间伦理、经济关系的剧变。整个作品细腻写实而又充满想象活力。当代小说中有关中国城乡关系的创作并不少见，但《秦腔》同中求异，以伦俗写真情，平淡中见悲悯，寄托深远，笔力丰厚，足以代表中国小说又一次重要突破。小说中秦腔的消失当然可以以城乡关系转变、生产消费模式更替，或是国家政策“主旋律”重新定调等等原因来解释，但我以为贾平凹还有别的寄托。如果这种声腔来自八百里秦川的尘土飞扬，来自三千万人民的嘶吼传唱，它就不是简单的音乐。《秦腔》里的秦腔就应该被视为一种触动通感、应和物我的音韵体系，也是三秦大地生生世世的话语、知识体系。有的评论者赞美《秦腔》贴近生活底层，对当下农村最现实主义式的白描，这并没有点出《秦腔》的特异之处。小说家“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象的变化层出不穷，现实人生的琐碎混杂，因为一曲秦腔才纷纷归位，形成有意义的“象”。秦腔的没落于是成为人心惟危、时空逆转的象征，是一种异象。所以我说秦腔最实在的部分安顿了现实人生，最神秘的部分打通了原始的欲望和想象。能够参透这虚实相生的“象”的人物不是常人。因此小说的主要叙事者引生就是半癫半痴的角色。经过他的喃喃叙事，秦腔戏文曲牌和现实、自然、超自然世界的声音产生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