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的文学》：问与答

南  帆

问  你的新著《冲突的文学》(1)出版之后，不少读过的人表示了赞赏。听说还得了奖。你自己感觉如何?
答  我只能说，我花了不少心思写作这本书。我的愿望仅仅是，五年之后重读这本书时不至于脸红。五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是，我现在重新接触五年前别人的和自己的文章，时常有不堪卒读之感。
问  你在《导言》中提到，当代文学所接触的文化观念基本上从属于三个价值系统：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你对目前不少人正在讨论的后现代主义有什么看法?
答  后现代主义当然是一个重要话题。西方的许多理论大师都围绕这个话题作出了发言。他们的观点可以从陆续介绍进来的资料中看到一些。我觉得，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面对后现代主义的立场。简单地说，我们应当顽强地抗拒“平面化”与“深度的丧失”呢，还是要加入那种“怎样都行”的狂欢?一个坐在地上的人与一个向着目标冲刺(尽管可能永远达不到)的人是不一样的。一些人论证说，后现代的来临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即使这样，个人仍然有反抗的权利——重要的是，是否选择反抗。
另一方面，我感到有趣的是，许多理论家都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话题——这种严肃认真似乎缺了点后现代主义式的潇洒无谓气氛。后现代还需要这么执著地考虑历史的转型，并且为某个观点——例如有没有后现代——争辩得面红耳赤吗?一个理论家不太同意“后现代”，他写了篇文章说“后什么现代”，这种语言风格好像倒更接近后现代式的不恭。
问  你觉得，中国是否在某些方面进入了后现代?后现代的理论是否适合分析中国的文化环境?
答  中国的某些局部、某些文化现象或者某一部分人的精神肯定已出现了后现代的因素。但是，问题的难解之处在于，这些后现代的因素是同前现代、现代——也就是我所说的其他两个价值体系——纠结在一起的。它们的互相作用形成了中国文化环境的独特性。当今的中国假如能明确定位于前现代、现代或者后现代的某个位置上，问题倒变得清晰了。可惜不是那么简单。例如，不少人似乎把王朔当成了一个后现代的标本。在我看来，王朔就不那么单纯。他的作品就包含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因素，他的某些激烈和反讽是有深度的，接近于现代风格；此外，他的许多故事模式又是老套子，诸如好人平安浪子回头之类，这更像是前现代的了。我们不能因为一种理论盛行就将一切都塞进去，从而忽视了周围文化环境的特征。所以，我觉得，了解后现代理论是一回事，如何将后现代理论运用到中国文化环境的分析又是另一回事。不要轻易扮演理论上的“追星族”。
问  《冲突的文学》之中出现了不少陌生的概念。有人说你们这一代批评家的文章深奥难懂，概念术语太多；又有人说，事物发展了，出现新的概念术语是必然的。你自己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答  后一种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新的事物肯定需要新的命名。但是这样的解释远远不够。命名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它甚至是分析哲学争论的一个焦点。此外，我感到命名还包含着一种权力之争。谁来命名?命名的权力是不可出让的。尼采好像提到过类似的意思。命名就是提出一套自己的阐释代码，把自己的概念体系作为解读文本的导航图。同一个事物可以有不同的命名。不久前我曾经为这个问题写过一篇不长的文章。所以说，提出或者接受一套新的概念术语，这可能是一种思想的展示，也可能是另一种思想的封闭。概念术语也能够闷死思想，对于一些人说来，新的概念术语是产生思想的起点；对于另一些人说来，新的概念术语却是中止思想的终点——他们只能勉为其难地解释这些概念术语，他们的思想无力再往前走了。如果缺乏思想实力，罗织再多的概念术语也无济于事。总之，这个问题不可一概而论。
问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已进入了“后新时期”，你怎样看?
答  指出90年代的中国文学出现了某些意味深长的动向，这无疑是一种敏感。我不反对这个概念的流行。但是坦率地说，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概念。这里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当然是，它与“后现代”这个概念太对称了，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小号的仿制品。其次，我感到对这个“后”字要有所警觉。这是目前非常时髦的一个前缀，英语“post”。“后”的出现已经无形地认可了“前”“中”“后”三段式的时间切割，并且将自己置于最后一个阶段——一个审判席的位置。我认为这种三段式的时间切割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如果按照这种分割，十七年与“文化大革命”又如何区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三段式的时间划分隐然指示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段落，这很容易否认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价值体系共时并存的状态。目前而言，商业气氛的确空前强大，但是，权力的阴影，个性的觉醒，人的启蒙或者保守的农业文明真的就一下子都没了吗?不该为了迁就概念故作视而不见。最后，“新时期”这个概念也不是无可推敲的。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冲突的文学》之中没有使用“新时期”，而仅仅说70年代文学、80年代文学或者90年代文学。什么时候应该算“新时期文学”的开始呢?1976年之后文学立即就有了本质的变化了吗?一场重大的政治事件是否一定是文学史分期的依据?一批学者提出用“20世纪文学”代替种种近现代文学史分期，甚至还有人提出过1985年才是当代文学的开始。这种观点认为，1949年的巨变未必改变了文学史的内在结构。在我看来，这都是一些值得继续深思的问题。但是“后新时期”这个概念无形地封掉了这方面的进一步思考，“新时期”已经事先得到了不言而喻的承认。你们看，这就是我前面说到的概念术语的巨大权力。
问  有人说，中国文学属“第三世界”文学，这个说法是否有道理?
答  据我所知，这是美国理论家弗，杰姆逊提出的观点。显然，杰姆逊的看法相当犀利。但是我们还要意识到，这个问题首先不是出现于中国的学术语境之中，它更像西方文化的必然产物。杰姆逊是说在西方话境之中谈论这些问题，他的“理想读者”在西方文化之内——这是重要的一点。这些问题的提出更像是为西方文化制造一个“他者”，这个“他者”约存在是为了有效保持西方文化的弹性。因此，“第三世界”本身应当明白，他们真正面临的迫切问题不该是第一世界设定的。如果第三世界文学应当做什么也由第一世界理论家指导规定，甚至所有重要的范畴、概念也必须由发达国家进口，那么，讽刺就太明显了。从现代主义、寻根、后现代主义到第三世界或者东方主义——这一系列重要话题都在西方文化计划之内。这实在有点可悲，尤其是意识到自己第三世界身份之后——连这个身份也必须经过出口之后才能转内销。我不知道多少理论家真正从内心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用西方的后殖民理论为自己的后殖民境遇而愤怒，这是一个怪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