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种创作倾向的对话

尤凤伟 王光东

王光东：近年来，在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这就是许多作家都把笔触伸向了过去很少有人涉及的一个领域：对于落草为寇的那些土匪，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你近年的小说创作也主要是写这方面的内容。这些作品大都在写“匪”的过程中，探索人性的复杂性，展现“匪”的心灵世界以及他们与历史、道德、社会规范的冲突与纠缠，这类作品是否可以称为“匪性文学”?你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尤凤伟：在我写小说之前没有考虑这一问题。你提“匪性文学”有一定的道理，不妨把外延放开一点，除了落草为寇的正宗土匪之外，还有在心情上与之极为靠近的乡村浪人、无业游民、三教九流等，从广义上都可以扯在一起。我近年写的《泱泱水》、《金龟》、《石门夜话》、《石门呓语》等作品都是写“匪”的，这几部作品都可归入“匪性文学”的范围，但我想在咱们的这次对话中还是不提“匪性文学”这个概念为好，因为匪性与人性、社会性等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不便区分。
王光东：我同意你的想法，咱们就暂且称为一种创作倾向吧!我觉得目前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这一倾向，是有一定意义的。这些小说的背景大多取材于历史，在对历史问题的重新思考中，我们看到作家都对人性的深层内涵、人的善良天性、强悍的个性力量、美丽的情爱之梦等寄寓了强烈的情感关注。譬如：你的《泱泱水》就有深厚的文化意蕴，《石门夜话》则交织着残酷与温柔的对抗与转化，《石门呓语》透露着生存的无奈和荒诞感。作家选择“匪”来展现对于人性与文化的思考，是否是由于这一类人有极大的自由性，能够和各种各样的人发生联系，同时也由于这类人的精神构成较为复杂，便于多方面地展现人的内涵呢?你如何看待这类作品的意义?
尤凤伟：探讨这一问题，我以为首先应该确定一个前提：就是这类小说的历史背景大多是历史的过去，而不是当代。只有在以往特定历史范围内，我们才能深入地说明某些问题。中国有句古话：“成者王侯败者贼”，后者就被称为一帮大逆不道的人，这些人的行为方式与当时的社会规则、道德法则是相违背的，譬如“打家劫舍”、“谋财害命”等。另外，他们对于女人、性等也往往是掠夺式的。所以，在以往的作品中只要一提到“匪”就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乌合之众。可是，从另外的一个层面上看，“匪”又具有强烈的反叛封建统治的叛逆性特征，也有劫富济贫、打抱不平、为民众找回一点公道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是指“匪”中的一部分人)。由此我认为，“匪”是带有某种掠夺性又带有某种反封建色彩的复杂人物，从这些人身上透视整个的人文状态、生存状态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如果能抓住这些人内在的、深层的东西，就能写出比较厚重的东西。另外，写“匪”也的确有较大的自由度，能够在回避许多东西的过程中得到一种自由，这种自由使作家避免了对具体的、现时的问题的直接判断，而进入了精神相对自由的空间。中国当代小说为什么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恐怕与这种自由性的相对缺乏有关。
王光东：正是由于这种“自由”，使作家在这类小说的写作过程中能够从容地多方面地展示人性与文化的诸多层面，而带来艺术的魅力。从目前所发表的这类小说来看，在“匪”这类人物形象身上是寄予了作家的一种人格理想、艺术追求和文化情境体验的。这些作品我阅读的不很全面，就已经读过的作品来看，是否可以分为这样三个层面：(一)是以莫言为代表的强调人的个性生命强力的小说。由于“匪”的忄票 悍、顽强和他们自由不羁的生活方式，极易表现作家对于个性生命的自由渴望，《红高粱》就是一曲生命的辉煌赞歌；(二)是以贾平凹的小说为代表的表现人性内容的小说。贾平凹的《晚情》写一土匪杀死去上任的县官，自己伪装成县官去上任，为民造福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深层蕴含的是人性自救的主题。“匪”是杀人谋财的“恶”的代名词，然而在此却向“善”努力的转化，最终完成了人性美的极致。人性“善与恶”两极在对立与转化中展示了人的复杂性。(三)就是以你的《石门夜话》和《石门呓语》为代表的一类小说，你在这些小说中既没有像莫言那样展示人的生命强力，也没有像贾平凹那样以善恶的伦理判断，展示人的自救过程，你似乎是在进行着一种人性与艺术的探险，在探寻着人性本质的东西。我觉得《石门夜话》所表现的是人的原始本能——性与生存对人的情感的作用，《石门呓语》却是人的生存的无奈和惶惑，另外，在叙述语言上，你的这些小说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你是怎样看待这些小说的审美品性的呢?
尤凤伟：这就牵扯到了这类小说的现代意识问题。我觉得这类小说在目前受到人们的关注就是因为这些“历史人物”在当今与人们心理及情感有相通的东西。只有把传统题材写出了一种现代意味，文学品位才能提高，我理解的现代意识，重要的是作家内心关注什么。现代意识的根本是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其次才是方法问题。仔细体会一下最根本的是人的生存问题，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却无视人的生存、人的个性、人的内心苦难。我的小说就想写被忽略的这些东西，“匪”这个领域能够给我提供许多思考的空间，我想通过这个空间，写人的本性，因为这些人与社会网络处于一种对抗状态，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带有较多的原始色彩。至于叙述方式上的特点，我是有些新的想法的，我觉得我们的小说对于艺术本体的追求太少了，我们应该把小说当作“小说”来写，而不应该是其它，因此，我特别注重小说的语言以及故事本身的魅力。我这样做了，效果如何还有待读者的评判。
王光东：你的小说显然达到了艺术上的一种境界，在历史与现实、人性与艺术之间找到了一个感人的联系点，实质上在苍茫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性是牵动作家心灵最有力的力量，与人性纠缠在一起的“性”与“爱”的问题在你的作品中占有重要位置，在这一点上是否有新的思考?
尤凤伟：谈到“性”，我们且不说在封建社会，就是当代中国人也往往是难以启齿的。“匪”这类人对于“性”的态度是有反封建性特征和掠夺性特征的。其实，从人性的角度讲，掠夺性是人的性心理状态之一。常人都有掠夺之心，只不过在社会规范制约下，都自觉地服从于一种伦理道德，不去表现罢了。“匪”却不同，他们往往离开社会的规范，直接进入到性的原始状态，《石门呓语》和《石门夜话》都牵扯到了这一内容。这些原生的东西往往是人最本质的，我写了这些内容，但并不仅仅止于此。人是很复杂的，要把“人”写好写透，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