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我们究竟该留下些什么?
——关于文学创作(二战)热的对话

潘凯雄  王必胜

王必胜  1995年，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有两件事不能不提：一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一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两件大事对我们的文化事业包括文学创作不可能不产生强烈的影响，于是，在出版领域，有关“二战”和“女性”的内容已形成两大热点，今天，在有限的时间和篇幅内，我们很难将这两个不同的内容糅合在一起来议论，不妨仅就有关“二战”题材的文学创作问题交换一下意见，如何?
潘凯雄 好。的确，有关“二战”读物的出版热在去年岁末就已初露端倪，到目前可以说达到鼎盛时期，估计接下来的时间里还会陆续有一些读物面世。据统计，全国有100多家出版社共安排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的选题250余种，而这个数字还是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进行了必要调整后的结果。其中18种图书被列为重点书，与文学创作有关的分别是《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23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书系》52卷(重庆出版社)、《战争和人》三部曲(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战争与和平》五部(武汉出版社)等。从这个安排中不难看出，纪实文学的数量远远地超出了虚构作品，即使是在虚构的作品中，旧作或至少不那么新的作品在数量上也占优势。这样的一种结果在我看来是颇为有趣和值得咀嚼的。
王必胜 你的这一统计比较虽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着片面性，因为你所依据的数据仅仅还只是成书出版的一部分，譬如老作家周而复的长篇巨著《长城万里图》(六部)就不在你的统计之内。至于散见于各报刊的有关抗战题材的长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则更未顾及，诸如宗璞的长篇《东藏记》以及阿成的《给鬼子带一顶纸帽子》、《赵一曼女士》，许志强的《过了八月是十月》，詹谷丰的《血染青龙旗》，祁智的《张果的腊月》……等等。
潘凯雄 你的这一补充很重要，但我还是想说：即使是在散见于报刊的文学作品中，同样纪实性的作品也不少。因此，我想至少可以这样说：在这次“二战”文学热中，纪实文学与虚构文学在数量上的孰多孰寡一时虽难以作出确切的统计，但从其社会影响角度看，则绝对还是纪实性作品占优势。
王必胜 说到整体状况，我还想补充一点情况，这个情况与作家的创作关系不大，而更多的是由于报刊和出版部门的操作所形成。在目前这种特定的生存状态下，报刊也好，出版社也罢，不能不讲究宣传导向，也不能不考虑市场，这样一种双重考虑就使得报刊和出版社在从事有关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的宣传时，既要大张旗鼓，又要精心策划；既要注意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导向，又要算计市场格局中的经济效益。因此，我们现在读到的这批有关“二战”题材的作品，有的确系作家有着强烈的创作冲动厚积薄发的产物；有的则是在报刊或出版社的策划下形成的，策划与组织在这中间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港凯雄  你说的这种情形，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新格局下来考察某种文学现象时所无法回避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二战”文学热中何以纪实性作品占优势提供了某种注脚。因为纪实性作品往往一身兼有两种效益，既能产生强烈的社会效益，又能带来不薄的经济收入；相比之下，虚构作品，如果不是格外的出类拔萃，它所能产生的两种效益则要弱一些。就目前中国读者的普遍状况而言，这似乎是一种别无选择的结果。当然，凡此种种，作为对一种文学现象的考察，我们必须方方面面地顾及，既要考虑文学内部因素的作用，又要考虑文学外部作用的影响；而一旦回到文学创作自身来讨论问题，我们所能面对的对象以及作出评判的依据就只应该是作品本身，而不能游离于作品的外部。
王必胜  没错。不过从你前面对这次“二战”文学热概况的描述中，话里话外似乎流露出一点意思，即更看重那些纪实性的作品而对虚构的作品则不那么看好。
潘凯雄 或许是吧。就我本意而言，更希望在这次的“二战”文学创作热中出现那么几部极为出色的虚构的作品，因为我总觉得它们更能代表文学创作的成就，也更能展示出作家创作的智慧和才华。但就我目前所接触到的作品现状而言，却又不能不将视线更多地投向纪实性作品。这样的结果我自己同样感到遗憾!
王必胜 既然你看重纪实性作品，为什么还要遗憾呢?
潘凯雄 我所以感到遗憾，并不是对目前出现的这批有关“二战”的纪实性作品持有什么微辞，相反，我愿意对他们出现的意义和价值给予足够的评价。譬如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一套23本，既有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革命军队与日寇浴血奋战的真实写照，也有国民党将士迎击日军的全景写真；有战场上刀光剑影，也有战场外没有硝烟的激烈抗争；既有侵略者暴行的记录，也有正义之师的顽强抵抗，倒也完整地、立体地勾勒出了中国军民八年抗战的全景以及这场战争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因此，它的史料性、文献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文学价值都是不容低估的。不过，这毕竟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换个角度看，遗憾也就接踵而至。
王必胜 你是不是认为仅靠纪实性作品还不足以体现出文学的魅力?
潘凯雄 是这样的。纪实性作品终究只是整个文学创作的一个分支，它有自己所长，同样也有自己所短，而且又恰恰是它的所长导致了它的所短。具体点说：纪实性作品重在发掘史实，作家所能操作的全部本领都必须在充分尊重史实的空间内完成，这不能不极大地限制了作家个人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而文学创作恰恰是强调作家主体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一项精神劳作。尤其是面对“二战”这样的改变整个世界格局与进程的大事件，这样一场时间长、残酷激烈的战争给人们心理所带来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果仅仅只是依靠纪实性作品来再现，在我看来是难以达到充分与深刻的。这并不是这些纪实作品本身的过错，而是这一文体本身的局限性的制约。
王必胜 我同意你的这种看法。不过，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开阔一点，而并不仅仅只是眼前的这次“二战”文学热，就不难发现，即使是虚构作品，与“二战”有关的，即我们习惯称之为抗战题材的作品，在现当代文学中还是占有相当比重，也取得了相当成就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作品就且不去说它，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流传下来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如《荷花淀》、《风云初记》、《苦菜花》、《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吕梁英雄传》、《战斗的青春》……等等。其中所塑造的一批抗日英雄形象至今还深深地烙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