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胡河清

郜元宝

我和胡河清素不相识，只是读其文，想见其为人。胡河清自称是当代一名“很土的”文学评论员。其实，当代像他这样的评论员并不多。他的文章，篇篇有鲜明的个性，篇篇有出人意料的观点和引人入胜的思路。我常想，能写这样文章的作者，肯定不是凡人，所以一直希望结识他，多一个朋友，也多一个学习近道的机会。但是，我们虽然同住上海，竟然始终未曾谋面。以往不管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学术会议，从未见过胡河清露面，也极少听到他的消息。他搞文学评论，却并不属于评论的圈子。后来才知道，胡河清对大多数“学术会议”都不感兴趣。即使偶尔随俗，也总是一言不发。在很大程度上，他是一个都市的隐士。千古文人，最怕寂寞二字，胡河清自然也不例外。但是，他不愿藉身外的廉价热闹来冲淡内心的孤寂，宁可终日浸泡在孤寂带来的浓酽的痛苦里面。这一份孤高，与他最后毅然蹈死，不能说没有关系。
胡河清并非拙于言辞、不善交游。听说碰到小型的朋友聚会，或者两人相对之时，他会突然表现得异常多言，辩才洪泻，几乎不容对手置喙。可见，他并不是生性孤高，只是以他的性情趣味，很容易感到匮乏可交际之人以及有利于交际的场合。也许，不是自身的性情，而是客观的某种匮乏，导致了他的死。
这当然仅仅是一种猜测。有人告诉我，胡河清长期患精神官能症，他的坠楼，很可能是发病时意识不清不幸失足所致。又有人说，胡河清坠楼之前，一直处在极度的精神苦闷和紧张之中，常常自叹大限已到，去死未远。后来的坠楼，只是这种极度苦闷和紧张难以避免的结果。我愿意接受后一种说法。读书作文者，患神经官能症的恐怕不在少数，但似乎没有因为这种职业病而丢命的。然而，究竟是哪一种苦闷和紧张促使他非死不可呢?说者茫然，听者又只好陷入漫无实据的猜想。
胡河清英年自杀，可以理解，又不能理解。可以理解者，人固有一死耳。当此倒挂之世，蝉翼为重，千钩为轻。读书人之死，自是鸿毛上天，无人理会。何况胡河清的存在固非千钧之重。他的死，和其他各式各样的死，本无所差别，也不必惊讶不置。不能理解者，胡河清饱读诗书，雅好参玄证道，著文又以通天地寥悠为旨归，不会不知盈虚有度，祸福相倚，更不会不晓存顺殁宁之至理。人情之不通，河清当能以心通理通自解之；世事之混浊，河清当能以清辞丽句自濯之；都市居大不易，河清也当能以煮字作文而自乐之。文外世界，干卿底事?从胡河清的文字中，可以感觉到千年超越的忧患，却绝少见他伤时慨世。河清之死，与“大环境”、“大气候”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除此之外，又能从什么角度猜想他的死因呢?
也许可以这样设想：人生天地间，必有一事物为最所喜爱者。当此最所喜爱之事物一朝不能有，或亲见其败坏撕灭，则悲恸愁苦，必不能自持。河清酷爱做文，从他的字里行间，你可以了解，这是一个不多见的“文痴”。所谓“文痴”，是能做得一手好文章又懂得如何珍爱好文章的那一类文人。有的人，文章也不恶，但并不懂得爱文章。爱文章，不是只爱自己的制作，孤芳自赏，自高其位，恨不得让别人把自己的东西当面吟诵一番。这样的作者，不能算真正的爱文者。真正爱文章的人，爱自己的文章，也爱师友同行以至东海西海的一切好文章；他爱的已不只是一篇篇具体的好文章，而是爱好文章本身。爱好文章本身，是说要超越具体的篇章，爱那使好文章成其为好文章的本因；以整个身心，关怀使天下一切好文章成为可能的文化土壤和精神气候，换言之，这样的人不仅关心看得见读得到的好文章，更关心暂时还看不见读不到的好文章，关心流贯和激荡在一切好文章中的人文气运。他自身的命运，已和这种根本的人文气运融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天下少见好文章，但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酝酿好文章的气候，他最先感知到这不幸中的大幸；天下虽有好文章，但生活中继续产生好文章的气数已尽，又是他最先预见到这革中的不幸。这种人，无论处于怎样的文学世代，都免不了要为文学和文章本身的气运而忧惧穷年，精神上痛苦万状。这就是所谓的“文痴”。文痴不仅关心何为好文章，更关心何为好文章之道。这就像真正的农人，一面吃饭，一面惦念着来年的收成。胡河清就是这种“文痴”。他从过眼千篇(当然也一定包括自己的那几篇)中敏感到一代文运的不振，痛失自己最喜爱的事物，不能接受当代写作已经抵达某种命定的极限这一无奈的事实，于是怅然撤手人寰。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在众多的评论中，胡河清的文章特别引人注目，原本毫不足怪。他致力于探讨当代作家传统文化的奥援，在这方面独辟蹊径，每每有自己精彩的发现。他对那些作家作品的阐释，有些我们立即就能领悟，有些既超出了作家的思想文化范围，也不是旁观者一下子能够意会的，所以就带有一定的神秘性。他有关苏童、余华、格非等先锋作家与周易象数文化渊源的论列，你可能不敢苟同，但却禁不住你的微笑，掩饰不了你的惊奇，更不得不钦佩评论者神思之妙。胡河清还以相似的文风和学术背景，广泛论述了马原、洪峰、贾平凹、王朔、刘震云以至钱钟书、杨绛的创作。他的每篇文章，都意在挑战平庸，诋排四平八稳的冬烘气，所以翘然秀出群伦。
胡河清的评论，显然可以归入一段时间甚为流行的神话原型和文化传统的批评范畴。但是，读胡河清的文章，我相信大家对什么是文化传统批评，什么是神话原型批评，会有一层新的了解。本来，从一个民族的神话体系中引出一系列原型作为文学发展的肇端，甚至扩而广之，从一定的文化传统出发考察当代文学的历史联系和精神承传，乃是文学研究的深入和走向成熟必然要向自身提出的要求；就是说，是文学批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发展形态。但是，把这种研究标榜为“方法”、“模式”，情况就完全两样了。既是“方法”、“模式”，就可以当作“方法”、“模式”来学习。一旦学到家，就可以令人羡慕地拿任何一位作家作品来操练。实际上，文化或传统的批评、神话原型批评，都不能停留在这些批评理论的表面。这种批评，不是可以通过学习的力量而致的“方法”，也不是能够硬套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做这种研究和批评，对一定的文化传统以及这个传统所包含的那些神话原型，先要有深切清明的体现，然后才能自然地把它们和当代文学接通。这中间，想象力和感悟力，或许比学究式的排比考证更重要。胡河清谈古论今，古古得玄奥，今今得浅俗，但古与今之间，分明有一种先验的联结被他摸到了，所以古今融汇而不显勉强。他对当代作家的揣摩固是精熟，对据以考察这些作家的传统文化背景，至少他经常谈论的那些方面，我们相信他确实浸淫很深，身在其中了，所以他也不引经，也不据典，随手拈来，点到为止，把传统意思真正化为运思作文的一线神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