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南帆

北  村

由于我与南帆的笔名有对偶的味道，加之他先前也为我写过一篇印象记，现在我又来写他，就极容易有互相吹捧之嫌。我之所以冒险而行，完全在于我有把握将我这个朋友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知道得比你们多。更在于某种责任，在当下人文精神急速崩溃和瓦解之时，我这个朋友仍然可以称为知识分子，这是一件稀奇的事。因为教授并不等于知识分子，加入作协的诗人也并不一定就是诗人。而南帆是名副其实的。
说到南帆，多年以前于我而言，如鲁迅先生所说“须仰视才见”。当我十六岁唐突地由我的父亲护送进入厦门大学时，他已经是四年级高班生了，而我当时却连蚊账还不会挂。我听说过南帆，但看来当时他远不如他的另一些同学出名。我经常流连忘返地注视着宿舍楼草坪下吹圆号的高班同学，以及他们在学校话剧舞台上的丰采，但多年以后，这些人有的去当了图书批发商，有的酗酒身亡……倒是南帆真正留了下来，成为我们的知识分子。
我相信南帆也许从那时开始就深谙君子敏于行讷于言的道理，或者这正是他的个性:不急不躁、冷静沉着、防守缜密，一旦攻击，杀伤力是致命的。这能解释他为什么能少年得志。南帆成名得很早，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还不超过三十岁吧。当时他的几篇文章以才思横溢，判断准确及其深刻、细腻的艺术感悟力得到了行家认可，在好评如潮中，居然还有我们后来的部长王蒙同志，我完全相信王是敏锐的，所以他发现了另一个同样敏锐的人。这些事件使南帆声誉鹊起，而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分配到福建省文联的小编辑，一个文学狂热爱好者。我记得有一天南帆走进我那七平方米的宿舍来，与我探讨文学(现在回想当时对文学是多么虔诚呵)。我这个房间脏乱到一个地步，你若行走就能用脚带动垃圾，我们就在垃圾堆里谈了一下午。这使我有了个新发现:南帆并不是那种气宇轩昂的人，或者那些小有成就就迫不及待为自己整理作品目录的人。当我问到王蒙对他的评价之时，他居然很淡漠甚至有点不好意思。我知道这并不是不尊重某人，但我发现了南帆的羞涩。羞涩是知识分子一种重要特征，即使囊中羞涩也不例外。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接触并不多，我正在我的小说实验室里用量杯调制作品，玩着幼稚的游戏，南帆却在评判那些文坛上正风起云涌的作家作品，那一代作家和那一代评论家几乎是同时产生的，他们有同样的经历和价值观。证如南帆常常谈起他的下乡经历而就显得茫然无措一样。南帆那个时期的文章以其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准确地深入到了作品的内部，后辑为《理解和感悟》一书。我记得当时在杭州有一个会，我和南帆都参加了，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李杭育说“指代”，我觉得这个词很新鲜，叫指代。到那时为止，我觉得与南帆还是“须仰视才见”。格非曾对我说起他，说在华东师大校园里看过南帆打羽毛球，呵，这也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但我们因为同居一个城市，归了要成为朋友，因为搞(这个词实在可恶)文学的人作鸟兽散，留下的自然凑在一起。南帆算是幸运的，年轻时就破格提副教授，不久又是教授，就好像到头了，没地方可去了。但他仍显得不安，我们时常互通电话，约好聚一聚，因为孤独。我们已经预感到知识分子被抛的前夜那种山雨欲来之势，于是就有了一个一月一次的聚会:几碟小菜，谈论一个话题。南帆说起话来同样语气急促，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人并不像很多人评价的那样节制平淡，他有一种骨子里的激情。尤其是我了解到他居然跟领导干过仗，心里就更明白了。他告诉我他与我一样，也是B型血。但我发现了另一种更重要的品质:执著。这是艺术家的命根子，至少是文人人格的特征。
他的这种特征在一次厦门笔会上再次受到检验，我们谈到半夜精疲力竭，但很满足，那个夜晚我们不但触及了深邃的哲学问题，南帆还生动地向我描述了他的身世。我从他的描述中感到了他有一种诗人的内在气质，这是一个优秀哲学家必备的，正如克尔凯戈尔与卡缪一样。
我知道他已完成了那本《小说艺术模式的革命》，这本书已经深入到小说艺术模式的内部和本体，是少有的能让作家也心悦诚服的一本书。这能解释南帆日后为什么能写出不错的小说，因为他深谙此道。在一次“反串大戏台”中，我应邀评论南帆的小说，我感到惊异，我原本以为评论家只会写随笔一样的小说，就像一个评论家写的小说那样，写一个人坐在桌前，情节就再也发展不下去。恰恰相反，南帆这篇小说写得扑朔迷离，读来像马尔克斯《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那种感觉，其叙述的练达像是一种职业作家。这应验了他自己的话:不要指责批评家不会写小说，正如指责男人不会生孩子一样荒谬。
南帆是智慧的，他的才华一次又一次得到证实。他又是审慎的，当他进入一个课题时，具有足够的耐心、理智的判断力。因为他下围棋，我对围棋一无所知，但我相信它是检验人智力的最佳工具。南帆的棋艺在省内文化界是数一数二的，以至于《钟山》有一文介绍中国文坛围棋高手时不得不提到遥远的南帆。他的棋风稳健，防守严密，很少人能占他的便宜，他却能够占你的便宜。他进攻，但不撤野，所以很难找到他的空子。正如他打乒乓球一样，虽然也有失着，但动作总是规范的。我想他终究是学院派的，又杂糅一种诗人般的激情，他就要得胜，而且不容易失败。所以，当很多同时代评论家有的改行办刊、有的评画、有的治史之后，他能仍旧坚持方向；而当理论界大肆贩卖符号学舶来品时，南帆却冷静得像一条眼镜蛇一样。
我注意到南帆偶尔吸烟的姿势，他吸，但从不吞咽，而是把它吐出来，因为他知道有毒。在《冲突的文学》一书中，他的研究已经突破了艺术层面上升到文化和哲学的高度，我相信南帆的内心也是冲突的。如果没有这种冲突，南帆也许已经下海了，但很少看见像他这种耐得住寂寞的。我常听到外地朋友们问我南帆怎样啦?我总是回答说“还在写”——“还在写”，这真不容易，对于南帆，你不用担心他会不写，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该干什么，更因为他有一种内心的冲突，所以他对我信主一事十分注意。如果没有这种冲突，南帆也许也会大肆贩卖符号学理论和结构主义垃圾，因为他有足够的资本——他去香港中文大学走了一趟，奇怪的是，回来之后，他更加审慎了。
我固执地以为，这种审慎非常重要，因为把某种严肃的事形同儿戏是非常愚昧的，如若这恰恰是我们安身立命之地我们将遭遇什么结果呢?南帆这样开始了他的符号学理论的研究，我于此外行，但我能从我们的共同话题深入的程度来观察到他的研究深度，比如信仰。正如他的一位同行所言:南帆的此项研究表明他是国内少有的严肃的卓有成效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