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化的共工篇
——序《胡河清文存》
李 劼
五年前,我曾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阅读挚友胡河清君为我及我的一篇小说写的短评,其时怎么也没想到今日竟为他的遗稿作序。捧起亡友遗墨,不禁泪如雨下。那一页页倔犟的字迹,宛如历历在目的音容笑貌,间杂着一声悠长悠长的叹息,挥洒成一道清澄清澄的长虹。此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位友人何以说阅读手稿的感受远胜于流览铅印的文字。胡河清的字体有类于郑板桥,奇突,苍凉,桀骜不驯,意逮嵇康式的魏晋风度,书体如文,传达着灵魂的信息,散发着生命的芬芳。为此,我特意关照遗稿的编者们,务必将其手迹影印在文集前面。
我在论及《红楼梦》时,曾以《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为其精神渊源。面对这《胡河清文存》,我想首先提及的也是《山海经》。正如《尼伯龙根指环》蛰伏着日耳曼民族的灵魂,《圣经•旧约》闪烁着希伯莱文化的光泽,《山海经》体现了最为始源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大凡具有民族灵魂意味的一代天才,其生命渊源的都可追溯到《山海经》中的人物和故事。诸如曹雪芹者,与女娲相映照的先知也;王国维者,与夸父相媲美的求索者也;而胡河清者,则为共工式的文化英雄。在秉性气质上,胡河清与鲁迅甚为相近,鲁迅者,刑天也;“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胡河清外表儒雅,骨子里却猛志常在;而且不怒则已,一怒便触不周之山,不是选择安眠药所致的宁静,而是走向滂沱大雨中如李尔王那样的旷野呼告;天地于是倾斜,激流汹涌,生命的能量无穷无尽。
如此激昂的气质,又来自西方文化的浸染薰陶,我指的是麦尔维尔的《莫比•迪克》,及其最始源的精神原型,《旧约》中的耶和华形象。胡河清曾在他那些论说钱钟书的文稿中,一再提及《莫比•迪克》和希伯莱精神,指出钱钟书在秉性上与这种精神的密切关联。殊不知,胡河清本人就是这种精神的“现身情态”,他生命的最后一跃,庶几便是那位与白鲸搏战的哈阿船长的20世纪中国版。这种雄性的阳刚气十足的耶和华式的性情,使胡河清的著述于沉郁之中跳荡着强劲的活力。同时,也正是胡河清所揭示的这种精神内涵,使我对钱钟书其人其著产生了敬意。由于海内外学人的种种过誉,致使钱氏在我心目中始终是一具文化骆驼的形象,或曰如同一个任意挥霍钱财那样挥霍学识的知识富翁。及至读了胡河清的一篇篇有关钱钟书的论文,我才对这位被世人捧入云雾中的学术前辈有了文化血脉上的亲近感。我不想说胡河清在所谓“钱学”上有如何高超的造诣,但我相信胡河清在“论钱”上的超凡脱俗,是为许多学者教授所无以望其项背的。或许正因如此,钱钟书老先生才会在读了胡河清的有关论文后,给这位青年学子写了一封亲切而又热情的信函,以示相知和相通。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说胡河清比钱钟书本人更理解钱氏其人其著,但可以肯定的是,胡河清在与西方文化的那种希伯莱精神和耶和华性情的相通上,远甚于钱钟书。因为胡河清不管在学问上有所浸淫,而是在生命体验上比钱钟书更直接更强烈地触摸了那样的精神。虽说彼此同为无锡人氏,同为传统大家族之后,同样出自书香门第,但钱钟书的生命状态是学问的,因而是承继中国文化香火的一代传人;而胡河清的生命状态则是性情的,从而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的一声绝响。作为文化传人,钱钟书显示了头脑的丰富和聪颖;作为文化绝响,胡河清则展现了内心的力度和浩瀚。胡河清的最后一跃,几乎再现了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那个布恩迪亚家族的最后一人将家族历史翻到最后一页的苍茫景象。就其人生的遭际而言,钱钟书似乎比胡河清幸运一些,他所身处的时代至少让他作为一个学问家长成了;而胡河清所置身的生存环境却连这样的机遇都难得,以致生命来不及开花而摧折,精神还未曾结果而飞逝。飞鸿远逝,余音杳然。哈阿船长和白鲸搏战过的大海又重新归于宁静,死寂的夜色,无边无际。
由此想到了自钱塘江潮发轫的金庸小说。金庸是胡河清的又一位文化知己,而且在家族谱系上,胡河清的外祖母一系,与金庸的查氏家族同为海宁望族。在论说钱钟书时,胡河清“迫寇入巢”(见钱钟书致胡河清信中的话);及至说及金庸小说,胡河清的笔锋又直指海宁,从钱塘江潮起笔,说“金庸是将号称天下第一潮的海宁潮捎向人间的绝世怪才”,而“金庸故乡的海宁的潮,其中暗伏着中国文化根源之地发出的信息。海潮的涨落体现了太阳系的游戏规则?”(参见《中国文化的诗性氛围》,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胡河清不无悲壮地写道:
如果有谁要我介绍有关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入门书的话,我会毫不迟疑地向他推荐钱钟书的《谈艺录》和金庸的十四部小说。《谈艺录》集中了中国古典诗学中最精粹的语言创造。……金庸的小说就提供了典型的中国诗性文化的现实氛围。在这个美丽至极的诗国中游历一番,便取得了叩开中国古典艺术文化宝山之门的钥匙。
相对于胡河清在钱钟书研究上的全面和系统,他有关金庸小说的阐述还不曾完成。但即便从他留下的那些遗稿中,人们都可看出其论说的不同凡响。而且无论如情感系统、诗性氛围那样的客观把握,还是如“手足情深”、“打狗棒法”那样的洞幽烛微,胡河清都能运筹自如,出神入化。正如他可从海宁江潮上领略金庸小说所秉承的天地之气,他也在打狗棒法上妙悟金庸小说所潜藏的人生底蕴。而且,他在对韦小宝形象的针砭上又体现了他那嵇康式的刚直不阿和共工式的金刚怒目。正是这样的人格高度,使他在读金庸小说时不为之所惑,每每在完美处读出其破绽。《倚天屠龙记》中的张三丰形象可谓高耸入云,但胡河清从这位绝代宗师对徒弟张翠山和徒孙宋青书的不同态度上,一眼看破了这位老道在人际关系和政治方略上的太极云手功夫。倘若胡河清不撒手人寰的话,他的金庸小说研究必定和他的钱钟书研究一样壮丽辉煌,成为他学术著述上光彩夺目的双璧。在胡河清身后留下的丰富事业中,此亦可谓一荦荦大者。
除了“钱学”和“金学”之外,胡河清的主要学术成就集中在对当代中国文学的阐发上。当胡河清将钱钟书的《谈艺录》和金庸小说比作叩开中国古典艺术文化宝山之门的钥匙时,人们千万不能把他也看作是一个叩门者。因为胡河清本身乃是从这座宝山中走出来的奇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则是在传统文化之中浸淫许久之后才走向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观照的。也即是说,胡河清不是一个经由对当代文化经典的研究去叩古典文化之门的凡俗学子,而是一个从远古时代的深山老林中悠悠然地踱将出来踱进当代中国文化的上古幽灵。因此,胡河清有关当代中国文化文学和艺术的评说一起步就具有为一般青年论家所不具备的历史文化高度,从而不是从枝梢末节而是从根蔓土壤上说起。诸如阿城之类的所谓寻根小说,在胡河清是看得透彻见底的。因为阿城他们是从文化的枝梢上向文化的根部摸索下去的,而胡河清的评说则是以深植大地的根须向着天空长将上来的。相对于寻根小说的焦灼和浮夸,胡河清的评说一派仙风道骨。这里的区别在于,寻根小说是以入世的本相寻求出世的超越,而胡河清评说则是以出世的超然观照入世的诸相。我周围有一位颇具灵性的女学生一语道破过胡河清的这种“天机”,她说胡河清一生不与人争不与世争,却注定要与天争。过去曾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之说。然而,事实上,一般中国人大抵都限于可与人奋斗为己任。寻根作家虽然摆出了与地奋斗的架势,但骨子里也还是从与人奋斗出发的。他们一方面要在人际间出人头地,一方面又要在这块土地上安身立命,于是就有了耕耘劳作的沉重和艰辛。相对于生存上的这种气喘吁吁,胡河清则是轻松的。胡河清如同一棵庄周所谓的无用之树那样向着天空蓬勃生长。这种轻松体现在他的评论文章中,便是那股不时间杂着幽默甚至戏谚的清新,“怪味豆”、“慧心人”、“京城两利嘴”,如此等等。然而,当胡河清直接面对天空的时候,命运的沉重感便不由自主地呈现了。天命可畏,而胡河清又恰恰是一个向天命挑战的人,因此他诸如《潘雨廷法相记》那样的命相文章,便写得十分凝重,乃至不无庄严肃穆之感,从而显出了共工的精神本相。工是这样的共工秉性,胡河清在《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传统》一文中对那位他称之为“高人”的无名寒士所说的中国当代作家应写出民族文化的“龙虎真景”一话,“深思良久”。尽管胡河清接下去提出他的不同看法,认为先天的灵气未始没有永恒的审美意义云云,但在他内心深处,他对“龙虎真景”一话是有同感的,并且以鲁迅为例指出了重补中国文化之气的重要。他认为,仅仅凭借先天灵气,不过是拜伦那样对社会决战的天才,但如鲁迅那样的民族魂,才有了“雄浑肃穆博大的气象,远非拜伦之辈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