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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涛:任何事情开始时都是梦

2008-09-12 13:06:54   来源:当代中国文学网   作者:周涛   字体大小:【 阅读:

任何事情开始时都是梦
——我看周政保

周  涛

我与周政保认识交往,已有二十年了。他说:“你对我了如指掌。”其实也不尽然,因为周政保不简单,不是很容易就能洞彻肺腑的人。可是谁又是一眼就能洞穿的人呢?成熟的、有一定阅历并受过些挫折的人,可以说都是复杂的,都是不容易认识和理解的。甚至于一个人活了一辈子,对于自己是不是就可以说完全认识了呢?我看也保不定。
只不过周政保和我相比起来,显得更复杂、更隐忍、更大度一些,同时也显得更趋于含蓄和坚韧一些。这里面有性格的原因,也有家庭、社会和生活经历的原因,这些原因造成我们俩交往当中一度起了波澜,也通过这些波澜使我对他有了深一些的了解。
所以我说周政保不简单,不简单当然就是复杂。
有些对周政保不够了解的人,仅凭印象就说“周政保是个书呆子”。这结论实在太表象化了。我对他们说,“周政保可不是书呆子,周政保是有政治头脑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安排自己人生道路的人。”
认为他是书呆子的人,大多因为他戴了一副深度眼镜,时常与人迎面而过不打招呼,因为他没认清楚是谁。还因为他八十年代初研究生调干入伍以后,始终未能把一个敬军礼的问题弄得比较标准化。仅凭这两点把一个人打成“书呆子”是不够分量的,这说明军营在对待知识分子的认识上还始终处于初级阶段,未能完全脱掉游击习气。事实证明,他在入伍以后的十几年岁月里,对军事文学现状的研究和评论,作出了自己独特的、卓有成效的贡献。这说明他适应能力很强,他能够很快地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和能力深入到一个全新的陌生领域。
另外,周政保是一个很有心劲、很能吃苦的实干家。他不尚空谈,也从不怨天怪地,很少有人了解他早年的寒苦和青年时离乡万里而受的磨练,他从不轻易说这些。对此,我与他认识了二十年,而知也是非常模糊的。他这个人,能装得下事。
对他的这方面,我曾经有过一段不著名的“蜗牛的轨迹”论,至今他可能不一定知道。三年前的夏天,我陪《昆仑》杂志的编辑殷实去和田,在那个远离北京的塔克拉玛干边缘,一切都显得与这个时代离题万里,丝毫不搭边际。我当时忽有所感,就对殷实说,我告诉你说,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一只蜗牛的话,那么有这样一只蜗牛:它曾经被命运抛到一个比这里还遥远、还荒凉的地方,被抛到和田的某一个县的农场里。但是它不认命,它往外爬,爬呀爬,先是到了一个报社,然后考了大学,毕业以后又被一阵风吹回去;它后来又考研究生,第一次外语分不够,没录取,它苦攻一年外语,又考,第二年考上了。后来他从这个地方爬了出去,爬了多远呢?现在他在北京。
“这个蜗牛是周政保!”殷实像小孩似地高兴地大叫起来。
“正是,”我说,“你要想了解一个人,就应该首先了解一个人的这种‘蜗牛的轨迹’,这是一个人最好的说明,比语言和表情都更真实。”
殷实说,“周政保太不容易啦!”
人生有时候也正和蜗牛一样,在粗砺的道路和柔软的躯体之间,需要痛苦、泪水、屈辱、奋斗这样一些分泌出的体液来润滑,来保护自己前行而不致擦伤。这些同时也是动力,它让一只背着房子的小生命不至于停顿下来,安于某一棵榆树下的露水。
这时候我才理解为什么周政保认认真真地把桑德堡的一句诗当作座右铭抄在笔记本的扉页上,那句诗是,“任何事情开始时都是梦”。
屈辱和梦想是理解周政保的一把钥匙,可惜我找到这把钥匙的时候,已经到了九十年代了。
这说明,理解一个人是多么的难。
我和周政保在七十年代中期就认识了,那时我们都在喀什市革命委员会,后来我们先后又都到了乌鲁木齐军区创作组,前后共事,朝夕相处,但我不是十分了解他。他有些东西,隐忍得很深。
当时我们几个连级干部经常同在一桌吃午饭,都不太挑拣,而且很能吃。有一次吃饭时我开玩笑,说咱们这一桌全是好饭量,身体棒,肯吃,包括这个戴啤酒瓶子底儿那么厚的眼镜的周政保,也肯吃得厉害!说完,大家哄堂大笑。
但是惟独周政保没笑,他不但没笑,而且还有一种压抑着恼怒的严肃,他说:“请不要拿别人的生理缺陷开玩笑好不好?”我当时很惊讶,感到他有一种近乎变态的自尊,而这种自尊一定来自屈辱感。
1983年那年,我和周政保一同去了昆仑山,历尽长途到达多玛兵站的那天深夜,又饥饿,又困倦,我俩睡在一个通铺上。凌晨时,他的抽搐把我惊醒,我一看周政保,以为他快死了。我不知道是高原反应,我以为他要死了,一瞬间,我真切地感到丧失朋友的悲痛,差点哭出来。后来经过医疗站抢救,他吸了氧,喝了一碗白糖水,又喝了一碗稀饭,清醒过来了。我问他,如果不行就不上山了,咱们可以往回撤。“那怎么行?当然上山了,我没问题。”周政保非常坚定,毫不犹疑地说。这件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是一个勇敢、顽强的人,是一个男子汉,他内心有着很强烈的英雄意识。
那次昆仑山之行后,我写了《蠕动的屋脊》,原稿中本来写了这件事,但怕他看了不高兴,又删掉了。
由于周政保走起路来上身略微前倾,所以给人造成一种曲背躬身的印象,掩盖了他体型原有的匀称。有一次他从我家出来,正开自行车锁,我从背后看他,忽然发现他体格匀称,有一些健美的意思。我说,“你的体型还不错嘛。”
他扭过头来用目光把自己的腰腿重新扫瞄了一遍,咧嘴笑了,以极其憨厚、甜蜜的口吻说:“我体型可好呢!”这时候的周政保一点也不谦虚了,他当仁不让,表情憨傻,与平时的样子判若两人。每个人都有天真的一面,都有对自己把握不准的时候,往往这时候,童稚的可爱倏忽闪出!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我们俩的关系破裂了,原因并不具体,起于一些传闻。有人告诉我说“周政保说你不读书,凭一点小聪明写诗”,还有人告诉我说“周政保说他提出什么理论,你就用什么实践去证明”,无非就是这一类的小事吧。我这个人修养比较差,听多了就恼火了,于是决定从第二天早晨开始“不认识他了”。这一着弄得周政保“友邦惊诧”,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关系一臭就臭了好几年,我对他毫不犹疑地发起了攻击,逢人便骂周政保。凡是周政保拥护的,我便反对;凡是周政保反对的,我便支持。甚至为此还在徐怀中家里学着当过一次小人,把周政保贬得狗屁不是。这当然是我平生的一个污点。在此数年间,周政保从没说过我什么坏话,他承受了我给他造成的痛苦,也忍受了我肆无忌惮的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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