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唐达成

何启治

达成同志：
你好!
随函寄上我和青年作家柳建伟一篇文学对话的复印件(1),不知你在病中能否抽空看一看?
这篇文学对话确实是有感而发。
就长篇小说的编辑出版工作而言，人民文学出版社可以说是对中国当代文学贡献卓著的大社了。几十年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很值得好好地回顾和总结。而我在人文社几乎工作了一辈子，可以说是终身职业编辑了。我想，对读者说点真话，介绍一些真实的情况，该是我应有的责任吧!
这篇对话虽然难免还有粗疏之处，但它至少在两方面还有积极的意义。
第一，它为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背景资料。这些被称之为“潜文学史”的资料，相信对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都会有所裨益。
第二，现在全国有关方面都在积极地抓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出版，但有的作家、编辑和出版者乃至某些地方的倡导组织者都难免有某种浮躁之气。我们相信，“对话”在这方面也会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
当然，这也许只是我们主观的良好愿望。你是作协的老领导，又是我一直视为忠厚长者的、有影响的作家和评论家，我们多么想听到你中肯的批评指正意见呵!
记得在某次餐叙中，听你谈到文坛政治运动中的一些内幕。我当时就很感慨，而且建议你把这些事情的真相写出来，以为后人、也为中国文学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我社的《新文学史料》正是刊发这类文章的园地。这就算是我替“史料”向你约稿好吗?
病中打扰，真不好意思，尚希见谅为幸。
请多多保重!
握手并祝早日康复。

启  治
1998年3月2日

注释：
(1)何启治、柳建伟：《五十年光荣与梦想——关于绵辑、出版者与长篇小说创作关系的对话》，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1期。

答何启治

唐达成

启治兄：
复印大作(1)已收到拜读，颇有启发。从编辑者、出版者的角度谈小说的诞生，似及可以设想和难以设想的经历，构成了你们对话中称之为的“潜文学史”，这是新角度，也颇言之成理，启人思考。这个概念是否会得到人们公认先不去管他，编辑作为自己所编长篇的第一读者，最了解此中风波起伏，种种甘苦，这本身就足以提供文学史家第一手最难得的资料。长篇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应该有这一部分，应该重视这一部分，因为这之中，既包含着作者种种的苦衷得失，也包含着编者的辛苦心血，更重要的是它折射出了特定时代的投影。一个时代斑驳复杂的利弊影响，都与一部长篇能否顺利诞生，能否得到公允的评价，有忽隐忽现，千丝万缕的联系。后人会从中体会到时代背景的真实状况，这对知人论世实大有讲究，大可品索。比如《白鹿原》即是如此。我是投了《白鹿原》一票的，而且我以为它将会是一部传世之作。不管现在有些人如何看，即便有人暗暗诅咒也白搭。作品本身的坚实不可摇撼。《活动变人形》我也投了一票。我认为它是王蒙长篇最具分量的一部。倪吾诚写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这个人物是时代的悲剧，又何尝不是知识分子性格的悲剧，人性的悲剧?现在有人百般抹煞它的价值，我认为也白搭。历史会证明这一点。
你文虽然已经不算短，但认真想来，写得还是太概括。如果有更多的具体内容，更具体的曲折过程，编者、作者的具体想法(那怕是难堪的、尴尬的、狼狈的)都是第一手最有力的证言，让人们体会文学的艰难。通向文学之路，在某种程度上竟是通过炼狱之路。我青年爱好文学之时，是决没想到的。我以为你可以以一部或几部作品的艰难历程作为麻雀加以解剖。这会是“潜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显文学史的重要依据。
我从事文学工作一生，所历所感可谓多矣。待身体略略复原，有精力时，或可如我兄所嘱，写点这类文字，以为后人鉴戒。
现正在医院做第二次化疗，不能多写，请谅解。勿复即祝
编祺

弟达成
1998年3月9日于病院

注释：
（1）指何启治、柳建伟的《五十年光荣与梦想——关于编辑、出版者与长篇小说创作关系的对话》，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l期